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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得知识这个曾经为人类文明的产生、发展和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事物在现代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显示出了它更大的力量和魅力，也促使一种新型管理方式——知识管理逐渐产生并发展。“知识管理”既是一套研究和解释组织内知识规律的管理理论，也是一套控制和改善知识、从而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的管理方法，它可以被广泛的应用于任何以知识为发展要素的组织当中。而政府同样是以知识为发展要素的组织，知识在政府的一系列活动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作为政府行政管理活动中一项重要职能的行政决策活动，更离不开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这是因为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变幻莫测的社会环境，政府必须多方面掌握数据、信息和知识，并增强对知识的应用能力，最大限度的促进“知识”到“政策”的转化，从而提高自身的决策水平和预测能力。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本文力图从知识管理的视角对我国政府决策中的知识应用问题进行研究，而“政府决策中的知识应用”所要探讨的问题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来自研究、调查的事实、真理或原则等知识要素来增进政府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能力，增进政府科学决策的能力。” 本文在第一章首先探讨了政府决策与知识应用之间的关系。知识在政府决策中发挥作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产生之始，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又为“知识”赋予了新的内涵与特征;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方式，知识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就是“知识应用”，扩大政府决策中的知识应用既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具有拓展政府有限理性、优化行政决策体制、完善行政决策过程的重大意义。 按照“知识管理”的一般过程，知识获取是知识应用的前提。而其中知识源的识别与知识传播分别是知识获取过程的首要步骤和重要程序。因此，想要研究政府决策中的知识应用，必须首先对我国政府决策中的知识源进行分析。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号召，本文认为，我国政府决策中所需要的知识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的自身知识储备、公众的知识以及智囊团的知识这三个方面。本文第二章就结合我国现状，对这三方面的知识来源以及各自向决策的传播途径进行了分析。 知识的最终价值不在“产生”，而在应用，知识应用的效果如何将直接影响到决策的质量和效果。因此，在研究如何提高知识在我国政府决策中的应用效果之前，必须首先对目前我国政府决策中面临的知识化程度不高的现状进行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在第三章的分析中，我们发现目前我国政府决策中知识化程度不高主要表现为:非知识化决策方式存在、公众知识缺位、专业性知识汲取不足、知识传播渠道不畅、知识供需出现矛盾以及知识的政策转化率低等方面;而反思造成以上现状的深层原因则在于:首先决策者以及决策参与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障碍;其次，由于行政组织结构、沟通方式与渠道以及信息理解等方面的因素进而导致沟通上的障碍;再次，由于政策研究的理论性脱离决策实践性需求、研究成果的提供超出了应用者的时限要求进而导致知识提供与决策需求之间的联接障碍;以及由于基础信息质量不高，政策研究人员视野单一狭窄，各种政策研究组织彼此之间缺乏相互协调、缺少跨学科研究以及研究组织缺乏独立性、研究成果缺乏客观性等因素导致的知识本身质量不高等。 知识应用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对于如何提高和完善我国政府决策中的知识应用，需要从系统的角度，从宏观与微观的双重视野，从抽象与具体两个层面进行思考和论证。因此，本文第四章就从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完善我国政府决策中知识应用的方略和途径。首先要建立以“决策导向型”模式为主、多种模式并存的知识应用模式;此外要平衡决策过程中“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在具体对策方面，要通过“转变思想观念、推动知识应用”、“消除沟通障碍，畅通知识传播”、“促进知识生产、满足决策需求”、“提升知识质量、奠定决策基础”等措施来提高知识的应用效率与效果;并且要通过完善制度、规范程序、塑造文化、创新技术等环节为加强知识在政府决策中的应用塑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