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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四言诗、赋继承了《诗三百》为代表的四言体,有的甚至在内容及构思立意上也学习了《诗经》的做法。抒发感情是《诗经》最大特点,也是诗歌的主要格调,四言赋虽句式上是《诗经》的延续,但主要的格调已变为对事物形态的描写,感情的抒发不再是主流。汉魏六朝四言诗、赋在不同的表现手法和不同的体制上,相互交融影响,密不可分。本论文以朝代为统领线索探讨汉魏六朝四言诗、赋演变的历程及创作风貌,根据严可均所编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辑录内容对两汉、魏晋、南北朝四言赋诗进行数量统计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分类,发现抒情咏怀、赠答应诏、山水、玄言在两汉、建安、正始、西晋、东晋、南北朝各个时期,分别具有独特的时代色彩。从宏观上把握汉、魏、晋、南北朝四言体诗赋的变化,同时研究内容也涉及到作家、作品、文论材料等相关领域的范围。全文除绪论以外,共分六章,具体内容简要概括如下：第一章主要对两汉四言诗赋源流进行研究。与《诗经》四言诗相比,两汉四言诗既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者的传统,又自具新变风神。汉代四言诗在艺术形式和风格上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主要反映在词汇、章法、创作方法、表现手法等方面。可见两汉诗教说基本上继承了《诗经》关怀国家命运和正视社会现实的传统。对于典型的诗赋转换形式进行分析,得出四言赋与四言诗这两类四言体之间形式和风格特点联系。第二章对两汉四言赋进行研究。汉代的诗学作为文学创作理论的宗源,自然,诗学的标准渗透在赋学中并成为赋家自觉遵循的创作准则,尤其是西汉赋家更是以古诗的标准来创作赋并引诗入赋,四言辞赋在此种环境下的发展历程是值得研究的。将西汉、东汉各个时期的四言辞赋进行统计、分析,并对各个时期四言辞赋的创作时代背景及政治环境进行阐释。第三章魏晋四言诗研究。根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统计得出数据,可以说四言诗在《诗经》之后,又迎来了新的繁荣时代。魏晋四言诗内容分为抒情、赠答、应酬、玄言、励志四类,体现诗歌在魏晋时期的不同发展风貌。第四章魏晋四言辞赋研究。魏晋四言辞赋从篇制结构、遣词造句都有受四言颂体诗和赠答应酬诗的影响,儒家说教和佛理玄谈相互杂糅,诗、赋、赞、铭、颂的文体区别逐渐隐形化,哲学与文学达到零界点,从而再一次延长了四言体的寿命。此时期四言辞赋包在颂、箴、铭中各有体现,其中以赋命名的四言赋已不能作为仅有的研究对象。一些合辙押韵的四言碑文也逐渐增多且赋义浓厚,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第五章南北朝四言诗研究。南朝四言诗在以皇室为核心的庞大文学集团支持下,再一次活跃了四言体的创作,南朝家族四言诗兴盛为四言诗复兴再创新高。北朝庄重儒雅和温文柔弱,这既矛盾又统一的南北朝社会政治因素,更是符合四言诗的创作。第六章南北朝四言辞赋研究。公元四百二十年刘裕代晋建宋,之后在长江流域以南继宋又先后出现齐、梁、陈,共同组成了南朝,凡一百六十七年。虽然南朝赋风倾向于贵族化、唯美化,但毕竟宋齐两代赋家去魏晋未远,文人仍然继承了魏晋体物写志的创作传统,在赋作中对现实基本事实求是。北朝文学从十六国文学为发端,至隋初文学为止,历经二百七十三年北方的正统儒家思想始终成为统治者有限采取的治国理论战略,而在文学体裁方面四言体就以它绝对庄重气势成为统治者彰显王者气象的首选,也成为四言体在此时期占有重要文学地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