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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笔者以原告方代理律师的身份参与了一场药品生产企业以药品集中采购结果违法，侵害其经济利益为由状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诉讼。该案一经媒体报道，广泛引发对现行药品集中采购制度的关注和反思，笔者亦是以此为契机，对现行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做了全方位的审视。我国药品采购制度模式经历了从以各公立医疗机构为招标人的分散采购到各公立医疗机构联合集中采购再到以政府为主导的省级药品集中采购的变化历程。这一演进过程，展现出在控制药品采购市场机制失灵的问题上，逐渐强化行政权力的操作介入以达成规制调控目的的制度设计变化特点。我国现行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寄望于行政权力的强势介入以规范药品采购活动，实现降低患者用药负担的制度选择充分体现在药品集中釆购相关机构的组织构成上。由相关行政职能主管部门所直接组成的药品集中采购机构，承担着从采购方案的制定到采购结果的执行这一整套、全过程的药品采购职能，以行政权力为后盾，强有力地控制着药品釆购活动。从行政规制理论研究来说，重视强调行政权力对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规制调控作用，是对现实社会发展变化要求的关注和反应。兼具主动性、灵活性、快速性的行政权力，确实在应对整体性社会问题方面具备着比个人或团体力量更有效、更有力、更统一的优势。在药品采购领域同样如此，有着彰显行政职权运用的药品集中采购机构的居中控制，确实能够果断地斩断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之间的利益链条，抑制住回扣利益和交际成本对药品价格的不良影响，保证民生药品的供给稳定，而以政府为主导的省级集中釆购形式力度大、范围广，对我国基本药物制度和医药政策的推进和实施助益良多。但是，行政权力渗入社会事务的方方面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权力寻租、行政成本大幅增加、行政垄断、资源分配不均、服务效率低下等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检视现行药品集中采购制度所必须考量的问题。药品集中采购机构在组织构成、职权安排上对《政府釆购法》、《招标投标法》的根本违背，是现行药品集中采购制度面临的首要责难，这导致无法清晰地对药品集中采购机构的法律属性作出正确的定位，从而令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在职责安排、评价程序、救济途径的设计上存在缺陷，这样的缺陷使现行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已经无法承载制度设计的良好初衷，却反累其成为滋生腐败、扰乱药品生产秩序、疲于抑制药价虚的祸端。药品采购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美W、香港特别行政E药品采购的运行方式以及狀界卫生组织编制的《优良药品采购操作规范》或多或少的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6示，而闵行模式、安徽模式、重庆市药品交易所、广州价格三控模式等地方改革药品采购的人胆探索，能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改革药品采购制度的脉络。药品集中采购作为?种药品采购方式，它并不是力能的，要真正实现在保障药品质量的前提下，成功抑制药价虚高，缓解患者的用药负担，还必须同时借助于公立医院补偿机制、药品生产质量监管体系、医药行业自治模式、药品价格控制制度、医疗保障支付系统等相关制度的JE常运行。当实现了所有方面的良性运转，“合理最高限价下自由竞争”的药品采购新模式，将得以逐渐取代现行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市场调控与行政规制的巧妙结合，构建既具有竞争活力又保证民生稳定的药品采购秩序，实现对药价的控制、减轻患者用药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