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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和媒体的关系鲜有学者关注，现有的论及媒体作用的文献和文章，多是片面的或者把媒体放在外交的辅从地位，或者是对媒体视而不见。也有从媒体本身的价值判断，把新闻自由作为解决媒体面临问题的途径。而今在全球化推进的大背景下，信息传播的全球化给国家和媒体都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冷战后，随着技术进步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和利益也在经历着变化，国家外交的形式、途径也随之有很大变化，在这些环境下，中国外交和媒体的关系该秉持怎么样的原则认识和理解，才能适应新时期复杂的国际环境，是论文针对的问题。
论文认为针对这个问题，要结合中国的实践：新中国建立以来外交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制度的特殊环境，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和传播学基本理论，揭示外交和媒体关系的本质。论文认为外交本质上以国家权力为后盾，国家利益为依归，外交和媒体关系也服从于这一规律。这一规律是从外交一国家权力、国家利益和媒体—公众舆论—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的联系中推导出来的。在这个本质的范围内，在不同时期，媒体和外交关系，以及和外交背后的国家权力及利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国的媒体在过去的历史中总的来说是遵循这一原则的，在改革开放后，社会包括媒体都在改革进程中，这一本质性原则也仍然潜在地指导着两者关系。
国际社会中很多扭曲中国形象，妖魔化中国发展的新闻，一方面是有些国家政治上的居心不良，另一方面也是我国的媒体没有世界范围的影响，不能充分有效地表达我国的和平声音和发展意愿。我们国家又提出和平崛起的战略指导发展，要在国际社会由中国人、中国媒体塑造自己国家的形象，在全球环境中表达对世界局势的看法，还要在改革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