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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那里，美国早期传播研究的开端被认定始于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和霍夫兰，这一被后人奉为经典的传播思想史观，几乎完全抹煞了芝加哥学派在传播学研究史上的作用和地位。这么做的结果不仅使传播学本该更加丰富的理论宝库中缺少了一个重要的部分，而且使传播学研究失去了正确的方向或者起码使传播学的研究陷入了一个过于狭窄的视野中。
发端于20世纪初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由于受到欧洲经典社会学理论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观念的影响，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了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经验方法与抽象理论研究并举、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并存、人本主义与技术主义并重成为其社会研究的特征。由于传播在当时取得了越来越令人瞩目的社会地位，因此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们倾向于将传播作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解释人类社会本质的重要手段，由此拉开了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的序幕。
从思想渊源的角度来看，以齐美尔、塔德和库利为代表的非主流经典社会学家和以皮尔士、詹姆斯、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在传播方面的思考构成了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的基石。尤其是杜威的传播思想，几乎奠定了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的框架。由于杜威自相矛盾的传播观，芝加哥学派形成了既有联系又有冲突的传播研究框架，形成了一批对后世传播学发展有着启发意义的观点，并提出了大量传播学有待解决的问题。
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可以分成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在宏观层面，以帕克和伯吉斯为代表的芝加哥学者秉承杜威“传播的传递观”的思想，讨论了传播技术的进展对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所产生的积极意义。这一思想经由伊尼斯、麦克卢汉的扬弃，形成了当代传播学中的技术主义范式。在中观层面，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者进一步发展了杜威“传播的传递观”的思想，并将其发展为“传播的控制观”，强调了传播的社会控制功能，提出现代传播对社会的影响与约束，使现代社会得以有效运作。这一思想在布鲁默参与的佩恩基金会研究中得以充分的体现，布鲁默对电影与人类行为的探讨，成为传播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一传统后经拉斯韦尔的强化，对结构功能主义的传播研究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在微观层面，以米德、布鲁默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秉承了杜威“传播共享观”的思想，强调人的心智与自我是在符号互动的过程中实现的，他们因此提出了以“信息人”为社会和传播研究基本假设的主张，强调传播创造并维系社会。这一思想经戈夫曼和梅罗维茨的发展，为当代各种打着符号互动旗号的传播研究与传播生态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由于对传播理解存在本质的不同，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充满着混沌、矛盾和断层。它充满了无限可能，包含着较为广阔的空间，但同时也让人迷失方向。也许这是因为如此，该学派被名噪一时的传播学主流结构功能主义所取代，而在结构功能主义的弊端日渐暴露的今天，其主张又因为其包容性和整合性逐渐被传播学研究所采纳。
“二战”以后，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逐渐式微。它的传统由结构功能主义与技术主义的范式所继承。在结构功能主义走向后实证主义，以及硬技术决定论走向软技术决定论的过程中，该学派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进入20世纪80年代，芝加哥学派在传播学的领域开始全面复兴，符号互动的大众传播理论、社会符号理论、文化研究以及传播生态学这些以芝加哥理论为基石的传播研究主张正逐渐联成一体。鉴于未来传播学研究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整合、主体性、学术化和创新，而芝加哥学派的学术精神与气质恰恰与其吻合，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芝加哥学派的某些学术精神和学术观点将与现代传播思想与传播实践相结合，对传播学的走向起到越来越明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