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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罗尔斯的《正义论》开始,平等主义者们就试图纠正偶然性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如何抵消人们不能负责的坏运气成为当代平等理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德沃金更是把责任的概念引入到资源平等理论中,以“集体共担坏运气的影响,个人承担自愿选择的后果”的观念实现“钝于禀赋”、“敏于志向”的理想。以此为目标的众多平等理论被纳入到运气平等主义的范畴。运气平等主义者与反对者的论辩成为近十年西方平等理论讨论的焦点。本文试图提出一种修正并捍卫运气平等主义的观点——组合式运气平等,并以此回应反对者的批判,实现“抵消坏运气”的理想。 本文从罗尔斯的反应得理论出发,认为罗尔斯的反应得理论和正义两原则都体现了运气平等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宗旨,其在运气平等主义中的地位是不能被忽视的。作为运气平等理论的核心人物,德沃金旨在用资源平等的理论实现“钝于禀赋”、“敏于志向”的理想。在他的资源平等理论中将资源分为个人性资源与非个人性资源,个人性资源是指人的生理能力和精神能力;非个人性资源是指财富等方面的物质资源。德沃金不关注志向带来的资源差异,因此有了个人与个人性资源的区分。个人与个人性资源代表两种不同的责任,前者体现个人责任,后者体现集体责任。为了明确两种责任的界限,德沃金又区分了两种运气:原生运气和选项运气,前者属于个人先天的不能负责的因素;后者则属于个人自愿选择的结果,应由个人负责。正是这三种区分奠定了运气平等主义的基本模式,也为反对者树立了攻击的靶子。阿内逊认为资源是工具性的,重视资源是因为它们会产生福利,福利机遇的平等才能更好地解决运气与责任的问题。但德沃金和森都认为有些偏好是应该个人负责的。森的可行能力平等或许可以避免这些问题,但它也存在建构性的缺陷,即对可行能力的界定和能力与能力之间的排序缺少必要的判断,使可行能力平等难以成为一个系统的理论。 对运气平等主义的讨论除了内部的争论,更多地来自于外部的批评。这些批评针对分配的原则和分配正义的范式两方面提出质疑。具体内容包括:首先,原生运气的受害者有不被补偿的理由,同时,确定补偿的过程又难免受家长主义作风的影响,有违于对人们的尊重;其次,选项运气面前,人们很难得到自由、有效的选择机会,即使机会是充分的,人们也不应该对一些选项运气负责;最后,分配的平等应该以更基础的政治和社会平等作为起点。 运气平等主义者对上述质疑的回应并没有改变运气平等单一的分配模式,本文试图以某种形式的条件平等为基础,提出一种新的解释框架——组合式运气平等,以修正并捍卫运气平等主义理论。组合式运气平等是在认同资源平等的基本原则基础上将其它价值或原则补充到运气平等之中,作为次级价值与运气平等的原则相组合,在特定的情况下发挥作用。本文以论证价值组合何以可能开始,进而证明组合式运气平等的合理性。首先,提出运气的两原则:第一,如果坏运气的结果非常残酷以致影响到公民的生存权和实现基本自由的条件,个人没有义务承担全部责任;第二,抵消坏运气的影响应是指消除坏的自然性原生运气和偶然性原生运气的影响。其次,在责任问题上接受罗尔斯主义对责任的界定。这为某些价值的组合提供了基础。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到理性的公民所期望的公平选择环境是不包括涉及有可能遭受残障性伤害方面的自主选择的。再次,在价值组合的可能性问题上,本文接受平等的构成性价值观,要求在正义的框架下实现多元价值组合。最后,运气平等主义在理论上为其它价值保留了空间,它并不是对所有正义问题都做了判断,在它对某些问题不置可否的情况下,可以引入其它价值弥补这个真空,这使得不同的价值在特定的情形下可以共存。 组合式运气平等为反驳关系平等支持者的批判,引入了社会团结、协商与合作、基本自由等价值。组合式运气平等认为民主平等理论中的“所有公民都有有效的途径得到自由的社会条件”与组合式运气平等坚持的“广泛的基本自由”相一致,都源自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一原则,并由此论证运气第一原则的合理性;参与、协商、承认是民主平等的重要价值,它们通过修正的能力平等作用于分配领域,而能力平等追求的是运气平等主义的理想,因此协商可以应用到运气平等之中,由此可以确定一个包含关系平等的分配正义范式;社会团结的价值已经被平等主义者广泛地接受并讨论,它可以运用在运气平等原则对公正问题不置可否的情况中,其体现的友爱价值与运气平等原则相组合可以排除原生运气中人们应该负责的部分,从而论证运气的第二原则。组合式运气平等承认分配平等在当代社会正义的实现上居于重要地位,平等的社会关系也要由政府对资源的分配予以保证。但同时,对民主平等理论中协商等价值的吸纳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组合式运气平等接受被广泛认可的政治和社会价值,这也回应了舍夫勒对运气平等主义的诘难。 组合式运气平等为构建一个更加一般性的分配范式,就不能局限于平等主义内部的价值组合,它也需要吸纳非平等主义维度的价值。充分性与优先性批判平等的主要理由是平等会带来“整体水平的下降”。但组合式平等主义将证明优先性同样可以导致“整体水平的下降”,而在竞争关系中,“整体水平的下降”有利于劣势者更公平的参与竞争;优先性理论在社会正义的更广泛领域里,无法保持绝对性的评判标准,必须要借用相对性的概念。平等与优先性之所以能够组合是因为:“相对性”价值并不会占据平等理论的全部,在平等理论对某些问题不置可否的情况下需要用其它价值进行补充,而且运气原则的第一原则也要求有一个“绝对性”的基本保障。在资源分配韵时候,必须同时关切道德的绝对水平和个人境况的相对程度;其次,在满足人们基本需求和自由的基础上,社会正义需要在更多的情况下平等分配。 基本收入计划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忽视了个人责任,缺少一种基本的一般性道德价值,使懒惰者坐享勤奋者的劳动果实,并且它也很难提供一个合理的基本收入标准。基本收入的价值与运气平等的原则可以组合。收入平等旨在用一种资源平等的模式实现经济平等,它更重视实践的意义。在组合式运气平等的框架下,一个较低的基本收入可以保障每个人的基本生活,可以使人们有自由选择的机会,也可以避免资源再分配给个人带来的羞辱,同时运气平等要求个人在获得基本收入之后,对工作的选择应由个人负责;一个较高的基本收入则源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勤奋者可以通过努力地工作积攒下更多的财富,所带来的生活质量与懒惰者的生活质量会形成鲜明的对比,个人责任可以在这种差异中得到体现。 本文没有提出一个组合式运气平等的一般性政治要求,仅是以医疗为例,论证三个组合式运气平等支持的政治实践。一是资源平等框架下的医疗保险计划,通过价值组合的方式对其进行修正;二是罗默提出的“平等主义的计划者”,罗默将受到坏运气影响的因素归纳在一起找到适合于此的人群,个人没有责任承担这种群体间差异。这种差异要求更多的医疗保险资源倾向于某个群体。组合式运气平等给出了对“群体内部差异”的解读,认为某方面的坏运气都具有相对应的承受群体,每个人又分属不同的群体,可以通过多种群体的划分,保障每个人享有应得的补偿;三是“涓滴效应”对健康公平的影响,“涓滴效应”是优先性与平等在实践层面被广泛讨论的问题。组合式运气平等所理解的优先性,是将其视为平等主义框架下,用于在特定环境与平等组合的价值。它对健康的意义在于,第一,收入的增加可能会带来健康水平的提高;第二,那些由高收入群体带动的医疗技术和器械的进步在不长的时间内即会通过涓滴效应改善低收入水平群体的医疗保障。因此,优先性是通过影响收入的方式促进健康公平的。这种通过优先改善劣势者收入水平以消除健康不平等的方式赋予了健康以优先考虑的地位,而且在实践中也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综上,组合式运气平等可以有效融合不同的价值,通过接受安德森“满足人们自由的社会条件”,得出运气第一原则;通过社会团结和其它用于组合的价值可以得出运气第二原则;通过协商、合作的价值可以为分配正义提供新的范式。组合式运气平等比起传统运气平等主义而言,更加多元化。它运用多种价值的组合,一方面可以以分配正义为基础提出制度性安排;另一方面又可以整合正义的关系维度和非平等主义维度,使人们认可的普遍性价值表达运气平等的关怀,以实现“钝于禀赋”、“敏于志向”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