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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变迁为线索，对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对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进行选择，如何实现自身文化的扬弃进行了探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它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通过“一化三改”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模式，丰富了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为世界提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取得这些成就的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实事求是在新时期的升华，传统价值观的复兴是中华民族主体性的表现。
论文由五章正文和结论构成。
第一章是导言。导言对选题原因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说明，并对文化与文化选择、民族主体和文化主体这些主要概念进行了界定和阐述。文章认为，文化选择(狭义的)是指文化主体在遭遇危机或者处于变革时期时对自身文化发展的一种调整。文化选择的实质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它是民族主体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认同和选择。文化选择成败的关键是民族主体性的发扬。只有发扬民族主体性才能完成民族文化的重构，才能取得民族认同。
第二章对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文化选择进行研究。鸦片战争前“天朝大国”的文化心态阻碍了中华民族对其他文明的学习。鸦片战争打碎了国人“天朝大国”的迷梦，不甘落后的中华民族奋起直追，开始了艰难的文化选择。文化选择的第一阶段是器物文化的选择，代表性的理论是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尽管这些文化选择理论还不够完善不够科学，但作为向外国学习的开端具有重要的意义。被梁启超称为“唤醒中国四千余年大梦”的甲午之战凸显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落后，它使国人对西方的学习深入到政治制度的环节。维新人士、革命派、立宪派以进化论和资产阶级自由民权思想为武器，对封建制度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无情抨击，极大地提高了国人的思想觉悟。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就是中华民族为推动制度变革付出的努力。辛亥革命后，军阀擅权，武人专制，人民深受中央政权衰微之苦。对此，一部分人把这种秩序的混乱归结为传统道德的衰落，感叹“世道日下，人心不古”；而对民主共和抱有坚定信念的人则认为，现实的混乱是因为共和国并没有真正实现。这样尊孔和批孔就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要潮流。陈独秀、胡适等人进一步反思传统文化，为了进行思想启蒙，他们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狂飙。五四运动后，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三种不同的文化选择路向。这样，先是器物文化再是制度文化，最后是理念文化的选择，传统文化已经处于被全盘否定的尴尬境地。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动摇了。
第三章对五四运动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的文化选择进行研究。自由主义是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之前一道靓丽的风景，它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宣传民主与科学精神、促进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保障方面都起过积极作用。但在中国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军阀割据独裁的国情之下，自由主义的议会民主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梦想，他们的议会民主的的实践不过是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上演的一幕幕“闹剧”。自由主义的文化选择主张脱离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脱离了中国国情，全盘西化的文化选择主张反映了主体的迷失。
五四运动后的文化保守主义对西化后果进行了反思。他们或是认为科学不能代替人生观，或者以中国独特国情为由，认为无论是全盘学美国还是学苏俄都是不正确的。对于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尽管他们认为中国无疑要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但他们认定，未来中国文化的应当走返本开新之路。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复兴，中华民族才能振兴。但文化保守主义在推进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方面却显得步履蹒跚，对于当时人普遍急切企盼的富国强兵，也缺乏有效的应变之术。他们把传统伦理道德作为救世良方，有的甚至指望以传统社会固有的“伦理本位”精神，来抗衡和避免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弊端。正是这种与时代进步潮流若即若离的状态，决定了文化保守主义必然失败的命运。
马克思主义能从众多的思潮中脱颖而出，离不开中华民族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既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又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为“实事求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把实事求是作为自己的思想路线、工作方法和世界观。它的最大特点是重视实践重视效用，它是中华民族实践理性的弘扬和发展。在实事求是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独立自主，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突破了十月革命模式，它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唯一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创造了通过“一化三改”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模式。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改造与建设并举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模式，这一系列伟大创举是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彰显，是中华民族实践理性的高扬，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
第四章论述改革开放后的文化选择。苏联模式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这一模式把计划与市场、公有制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对立起来的僵化体制，压抑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使得整个经济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文革”结束后全国人民迫切希望我们党改变原来的左倾路线，改革僵化的体制。但左倾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的路线使得国民经济处于徘徊停滞的状态。在这种背景下，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在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邓小平把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归结为“实事求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丰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内涵。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华民族开始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真理标准与“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结合起来，把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结合起来，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把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结合起来，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国人民在理论上突破了苏联模式和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实践理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为民族文化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我们改变了对传统文化重批判轻继承的错误做法，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实事求是”、“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这一系列既具有浓厚传统文化底蕴，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时代话语，充分说明了传统文化正在复兴。中华民族的重实践重效用的实践理性精神、尊重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在国际交往中的讲究仁爱诚信、反对暴力的仁爱精神，建立在民主、法制、公平、正义上的和谐文化，越来越令世人瞩目。反映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模式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而具有世界意义。
第五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日本文化选择和佛教在中国的演化为例，对文化选择的规律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外国文化的民族，不论是古代对中国文化的大规模吸收，还是近代对西欧文化和当代美国文化的汲取，都没有改变“大和魂”在日本文化的核心地位。日本的文化选择反映了日本民族在文化选择上的高度主体性。而佛教中国化的事例说明，文化选择必须与文化传统相契合。唯识宗的失败就是因为固守佛教经典，没有结合中国的政治现状、文化传统做出变革：而禅宗的成功则在于紧贴中国实际，不断进行创新的结果。文章第二部分对如何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进行了探讨。文章分析了当代中国文化选择的内因和外因，文化选择所面临的文化资源。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综合创新之路”。所谓“综合”就是要吸收一切先进文化，把它纳入中国文化，促进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化；所谓创新，就是要立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征的先进文化。
论文的最后部分是结论。结论部分对论文研究情况进行了总结和回顾，简要概括了研究所取得成果，对当代文化选择、文化建设提出自己的理论思考，并提出本课题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