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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是思想家，也是革命家兼政治家。他从探寻适合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目的出发，通过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的分析，得出国家权力一般具有两种职能：“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其中“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与“统治”不同，它是统治阶级在思想道德等方面所实行的一种间接统治，显示的是意识形态的功能。因此“领导权”可以明确地叫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它表明的是一种思想的社会关系。而这种“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存在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前提之后才是可能的，这便是市民社会的形成。市民社会则主要是指民间的社会组织机构，它通过政党、学校、教会、学术文化团体等向人们传播本阶级的价值观体系，以获得群众的认同和忠诚。这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知识分子，他们是上层建筑体系中的“公务员”，是统治集团的代理人，所行使的是社会霸权和政治统治的下级职能。他们不仅在政治社会中担负着管理国家机器的职能，更为重要的是在市民社会中行使着“领导权”的职能，因此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在意识形态上征服和同化与旧的社会制度相联系的传统知识分子，构造本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相应地，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不能再运用“运动战”，而必须转向“阵地战”，也就是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开展的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
葛兰西在各种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他对传统解释框架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进行反思，对意识形态的作用进行了新的定位，这些探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为“文化研究”思潮的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