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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制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法治社会,通过刑事立法和司法保障公民人身权利、维护公民在社会关系中的合法权益,越来越受到社会所重视。随着刑事法制的不断发展,我国关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立法和司法都日趋完善。尤其以1997年3月14日通过的刑法典和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为例,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都作了相当的完善,为司法实务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但是,由于法律的特性决定了其局限性和滞后性的因素,让我们不得不看到现行刑事法制存在的诸多问题,因而至善的司法效果不仅要有健全的立法,更重要的还在于如何在现行法制条件下进行司法活动,运用相关刑法理论去解决社会中的复杂、疑难问题。比如肖传国伤害方舟子案,如此明显的故意伤害案件,法院为何最终定性为寻衅滋事罪?综观我国司法历程,这与我国司法实践中将故意伤害罪定位是“结果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理论又与故意伤害罪的停止形态等问题缺乏深入理解相关。本文并是从此出发对肖传国伤害方舟子案进行刑法思考。与我国的故意伤害罪立法相对比,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分别立法形式显得灵活、多样,能够适用不同犯罪情况的需求。尤其是近年来台湾刑法的发展速度较快,关于故意伤害罪的规定也有一定的可借鉴之处。但是,由于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我们也不能全盘吸收他国立法,因为有些国家关于故意伤害罪的规定明显趋于形式化,不符合我国的国情。本文拟从故意伤害罪的形态与处罚进行探讨,将其与寻衅滋事罪进行区别,并在此基础上就肖传国伤害方舟子案的定罪问题发表个人见解,以期能对故意伤害罪相关理论和实务问题的解决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