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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产业结构矛盾突出的背景下,调动民营经济的积极性显得尤为重要。此时拓宽融资渠道,帮助民营企业缓解融资压力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传统的银行信贷融资领域,民营企业相比于国有企业长期处于劣势地位,民营经济的活力受到限制。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这一问题将得到缓解,与此同时民营企业自身也可以通过许多途径缓解融资压力。股权激励被认为能够缓解委托代理矛盾,并向资本市场传递积极信号,这一效应在国外已被广泛认可。我国企业自股份制改造以来,随着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高管持股越来越普遍,高管股权激励是否能够起到预期的作用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因此本文以高管股权激励为出发点,通过微观数据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与民营企业获得银行借款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考虑到银行借贷的重要影响因素是货币政策,那么,货币政策不同的情况下,高管股权激励对民营企业银行借款的影响有什么样的变化?这是本文想要探究的两个主要问题,通过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得出问题的答案对民营企业实施高管股权激励和银行信贷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遵循分析市场现象——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进行研究。首先,鉴于民营企业存在“贷款难”这一信贷市场现象,本文分析了可能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基于前人的研究,民营企业贷款难可能是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民营企业自身资质不佳,其二是银行在信贷决策中对民营企业有所“歧视”,其三是难以根除的一个原因——信息不对称。针对这三个问题,现有研究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其中一个就是高管股权激励。高管股权激励能够缓解委托代理问题,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企业业绩,从而起到改善企业资质的作用。此外,基于Leland和Pyle的信号传递模型,高管持股能够向市场传递关于项目的积极信号,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因此理论上来讲,高管股权激励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借款。那么这一效应在我国的经济实践中是否存在呢?本文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这一效应的存在,并对其背后的理论进行了分析阐释。在验证了这一效应的基础上,本文把货币政策这一宏观政策背景纳入研究,分析了不同的货币政策背景下,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银行借款的影响还是否存在,其影响有什么变化。以上是本文的研究思路。本文共包含六章,各章节主要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是导论,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引出本文想要研究的问题,并阐述了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其次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文章框架结构,最后总结了本文可能的创新点。第二章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与总结。本章将现有文献分为三类分别进行阐述与分析。第一节是企业银行借款的影响因素研究,这些因素包含会计信息、所有权性质、企业规模、制度环境以及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基于现有研究,以上因素对企业获得银行借款都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将以上因素都加入到了模型的控制变量中。此外,由于现有研究对所有权性质影响企业获得的银行借款存在不同的结论,无法确认民营企业贷款难是“自我配给”还是“银行歧视”,因此本文选取了民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第二节将本文的研究对象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银行借款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着重阐述。首先现有研究表明,高管股权激励能够缓解委托代理问题、改善公司治理、鼓励创新、减少高管更换频率,说明高管股权激励能够从多方面提升企业资质。其次,根据Leland和Pyle提出的信号传递模型,银行更愿意相信高管持股的项目质量更高。因此高管持股比例越高,则银行会觉得项目质量更可信,说明高管持股可以向信贷市场传递积极信号。最后,基于风险承担理论,高管股权激励能够减少高管决策中的风险规避,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因此银行为了减少风险,倾向于向此类企业提供更少的长期借款和更多的短期借款。第三节,主要阐述了货币政策与企业银行借款的相关文献。现有研究普遍认为货币政策显著影响企业的银行借款数量和成本,并且紧缩的货币政策下,民营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但还没有学者对货币政策下股权激励作用的变化进行研究,因此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和创新之处。第三章是相关理论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本文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风险承担理论、期望理论,此外本章还对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进行了简要阐述,为后文的研究做好铺垫。第二节将理论分析与本文的研究相结合,提出了五个问题,并针对这五个问题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第四章是研究设计和样本选择。鉴于自变量股权激励强度是一个内生变量,本文借鉴已有的研究建立了结构方程,并选择了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对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银行借款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本章还介绍了样本的筛选方法,以及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第五章是运用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本章包含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全样本的回归,回归结果证实了高管股权激励对民营企业银行借款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基本符合风险承担理论对借款期限结构的推测。第二部分是不同货币政策环境下的回归分析,本节首先阐述了货币政策的区分方式,综合考虑现有的区分方法,将2007年和2011年划分为货币紧缩期,2009年、2010年和2012年为货币宽松期。在此基础上将样本分为两个子样本,并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证实货币政策对股权激励对企业银行借款的作用有显著影响,在货币紧缩期高管股权激励的效用更加明显。第六章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和改进方向。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1)高管股权激励强度对民营企业获得银行借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银行对民营企业实行股权激励的成效是认可的,也证实了信号传递效应的存在。因此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实施高管股权激励,或者提升股权激励强度来缓解“贷款难”问题。(2)从企业获得银行借款的期限结构来看,更强的高管股权激励能够帮助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短期借款,对长期借款的作用不明显,这与风险承担理论的假设基本符合。说明高管股权激励向银行传递了积极信号,但同时银行也考虑到企业风险承担增加,因此更愿意提供短期借款以增加外部监督。(3)在货币政策宽松期和货币政策紧缩期,高管股权激励都对民企获得银行借款有显著影响,并且这种作用在货币紧缩期更加明显。此外,货币政策紧缩期,高管股权激励为民营企业带来显著增多的短期借款,同时,高管股权激励强度与长期借款增加额显著负相关。说明货币紧缩时期,银行更加注意企业的风险承担,并且此时高管股权激励对缓解民营贷款压力更加有效。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本文选取2006年到2013年为研究区间,以最近8年的股权激励数据,对高管股权激励与民营企业银行借款的关系进行研究,通过经验数据分析得出了更具有时效性的研究结论。(2)本文在在分析高管股权激励是否影响企业银行借款的前提下,深入分析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银行借款期限结构的影响,以事实数据验证风险承担理论是否符合我国企业的行为实践。(3)目前的研究中,较少有学者将货币政策考虑到高管股权激励与银行借款相关性的研究中。区分货币政策环境更有利于观察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银行借款之间的关系。本文深入分析了在“宽松”和“紧缩”的货币政策环境中,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银行借款之间的关系,阐明了高管股权激励在不同环境中对企业银行借款作用强度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