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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前人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开展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本文第一章将分析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任何思想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的反映，而这种反映又都是在前人有关思想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任何个人的思想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思想主体自身因素的影响；不同的个人对同一社会历史条件的认识、对同一前人有关思想成果的了解是不同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也不例外。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形成离不开现代中国的国情以及当时的世界局势，这里的世界局势不仅包括总的国际局势，也包括一些外国特别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内形势。自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来，毛泽东始终自觉地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生产关系基本特征的预测、列宁的过渡时期经济建设思想、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自然而然地构成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主要思想条件。关于毛泽东的自身条件，本文主要强调了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家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一面。 本文第二章将论述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发展过程。在第二章中，本文将以1953年6月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1957年10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反冒进、1966年5月发动“文化大革命”为分界点，将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形成过程划分为萌芽、开始形成、基本形成、出现停滞和反复四个阶段，这是因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最深厚的实践基础;同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又被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发展过程，就是它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矛盾运动的过程.这一过程由于矛盾的不平衡性而呈现出阶段性。从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形成所发挥的影响来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可以划分为民主革命(主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四个阶段，相应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经历了萌芽、开始形成、基本形成、出现停滞和反复四个阶段。 关于于分界点的选择，比较容易引起争议的是将1957年10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判反冒进作为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分界点，因为当从党史、国史的角度来看，中共八大的召开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然而，这里是在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划分阶段，因此分界点应该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转折点，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在这个时期的转折点并非出现在八大，而是出现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在此之前，毛泽东在经济建设速度方面已经表现出了急于求成的倾向，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他当时还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到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因此还能容忍周恩来等人对冒进的批评;在此之后，随着毛泽东将主要注意力放到经济建设方面，他的急于求成的倾向便不可避免地要左右到党和国家的经济建设方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已经是如箭在弦了。当然，如果从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分界点所在、第三阶段与第四阶段的分界点所在来看，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分界点似乎选在正式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正式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更为合适。但是，由于“多快好省”在反冒进以前已经有预演、大跃进的序幕在1957年冬1958年春的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已经揭开序幕、八大二次会议距离毛泽东开始局部纠错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太近，还是可以挪到八届三中全会的。 应当指出的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及改革调整的实践经验，也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贯穿于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整个形成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形成过程的四个阶段就是：对苏联模式朦胧向往的阶段、由在实践中照搬苏联模式到初步反思苏联模式的阶段、由尝试性地超越苏联模式(“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到理智地回归苏联模式(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对人民公社的调整、对“大跃进”的反思)的阶段、反对苏联东欧的改革调整和捍卫苏联模式(“文化大革命”)的阶段。虽然如此，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及改革调整的实践经验毕竟是间接经验，毛泽东对它们的吸收、借鉴和批判基本上是以中国自身的实践为转移的。固然，毛泽东对苏联东欧的改革调整的批判，有一种在国内“防患于未然”的考虑，但这也是因为国内出现了类似的苗头(“三自一包”)。 第三至五章论述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在形式上比较明显地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与世界观紧密联系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原则，这一层次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毛泽东是一位哲学家，喜欢将具体的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一个层次是与实践经验直接结合在一起，以某些指导原则为依据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法.当然，这里所说的具体方法也仅仅是相对于这里所说的指导原则而言的，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即使是对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的论述，也是相当抽象的，相当原则的。毛泽东所论述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法有明显地可以划分为经济发展战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两大部分。综合考虑这两个层次和具体方法中两大部分，本文将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主要内容划分为指导原则篇、发展战路篇、经济体制篇三部分，分别在第三、四、五章加以论述。 第三章将论途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内容的指导原则部分。实际上，在这一部分也论及了不属于指导原则这个层次的部分内容，主要是毛泽东所理解的群众路线的两种表现形式(群众运动和调查研究)以及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内容严格地讲属于经济体制韵范畴，但是在毛泽东采用的斯大林的生产关系三分法的体系里又没有它们的位置，因此放在这里介绍。 第四章将论述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篇.这里所用的框架是人们常用的分析经济发展战略的框架，用它来分析和论述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相关内容基本合适。尽管在毛泽东主观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框子，但是利用这样的框架将毛泽东这些显得比较松散的思想组织起来，还是有必要的，当然前提是这种框架不太脱离毛泽东有关思想的内容。 第五章将按照斯大林所提出而被毛泽东所接受的生产关系三分法的框架论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思想。不过，有一处略有变通，就是将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从它们本来从属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部分独立出来,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部分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部分之间论述，这样做是为了不使“生产资料所有制”部分过于庞大而显得头重脚轻。 毛泽东的杜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内容非常广泛，但往往不以理论文章的形式加以论述，而是以讲话、批注、批示等形式出现，形式上缺乏体系，内容上多有模糊之处，需要研究者加以概括.概括就要用概念，为了避免曲解，本文在阐述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内容时将尽量少用毛泽东自己没有使用过的概念。但在描述毛泽东那些比较模糊的思想时，借助于规范的学术概念是不可避免的，主要是在介绍毛泽东控制人口的思想时。虽然如此，本文仍将尽量澄清毛泽东的有关思想对应的概念之间的差异。 本文的结束语将在前面五章的论述的基础上给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做一个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