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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取得以及取得经济增长奇迹的增长模式与经济体制改革有莫大关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选择财政管理体制的分权改革作为突破口，那么，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及其实现路径，从财政分权改革角度显然是一个理论分析的突破口。财政包干制向地方下放财权和事权，让地方政府成为地方企业的控股人，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通过“藏富于企”的再投资，以及利益驱动下的生产效率提高，地方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而1994年后分税制改革塑造了“事权下放，财权上收”新管理结构，推动了地方政府从地方企业控股人向征税人转变。地方政府为了弥补财政收支缺口以及地方官员晋升的需要，有了快速发展经济的压力和动力。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吸引流动资本进入本地。其中，生产性支出“挤入”了私人资本投资，所以生产性支出是地方政府吸引流动资本的主要手段；非生产性支出，特别是其中的社会保障支出，尽管对提升本地生产效率有正面影响，但由于非生产性支出具有强烈的外部效应，地方政府并没有动力增加这方面支出。
本文经验研究表明，第一，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且在不同财政分权结构下，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路径不同：在财政包干期间，财政分权主要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正向影响；在分税制期间财政分权对资本增长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粗放模式被进一步强化了。第二，在财政包干期间和在分税制实施的2000-2008年期间，财政分权对微观企业的利润提升有较大的支持作用。但在1995-1999期间，这一关系并不明显。第三，2000年以来财政分权造成了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偏向，以及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支出不足。尽管政府生产性支出对TFP增长率和微观企业效率有显著负面影响，而社会保障支的影响则相反，但由于生产性支出“挤入”了私人投资，可以实现地方经济快速见效，地方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偏向难以避免。第四，人力资本、人口规模在经济活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FDI对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微观企业效率改善的推动作用逐渐弱化；中国出口导向产生的效率改善与危机冲击损失必须进行重新衡量；政府规模过大会阻碍经济增长。
基于以上结论，文章最后提出了以分税制改革和地方官员晋升考核方式调整等为重点的改革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