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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于非对称同盟对于其成员国与同盟外国家的贸易所产生的影响。现有文献普遍认为当跨政治军事同盟之间的贸易关系触及了一个同盟内部成员国之间所共享的安全利益之时,该贸易关系将被中断。但是,这种模式的适用条件是当一个双边军事政治同盟的两国都能从同盟中获得安全利益,同时该同盟的总体安全是各成员国安全的总和。由此,可以引申出几个问题:在一个由物质实力有所差别的国家所组成的同盟有哪种可期待的结果,即成员国能从同盟中获得那种收益?为什么同盟中的国家会与所属安全同盟的敌对国家进行持续的贸易合作?本研究拟以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同盟的案例分析上述问题。该案例所涉及的相关问题是:为什么亚美尼亚与伊朗的贸易关系所产生的对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同盟的安全负外部性导致了贸易遏制,而同样产生于阿塞拜疆与俄罗斯的贸易关系的对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同盟的安全负外部性却并未对阿塞拜疆与俄罗斯的贸易关系产生较大的影响。现有文献中涉及的被普遍接受的模型在阐释不对称性同盟和在此同盟中国家受益不同的问题时具有局限性:在同一个联盟中,实力较强的同盟国将与弱同盟国相比具有更大的政治自主性,而弱同盟国将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更多的安全保障。本研究认为在由跨国联盟贸易给不对称的同盟体系带来的安全负外部性问题将通过联盟自主性及安全性利益的平衡趋于调解,而不会导致贸易遏制。当非对称性同盟的同盟国关注自主性时,安全负外部性会致贸易遏制,而更多的关注点转向安全利益时,安全负外部性不会带来如此大的影响。作者以南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俄罗斯政治军事联盟为例,通过联盟安全性与自主性的利益权衡来解释与不对称联盟对其成员国的跨联盟合作产生的影响。本为以伊朗与亚美尼亚之间的天然气贸易及俄罗斯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军事贸易这两个案例来证实亚美尼亚与俄罗斯联盟在着重于不同方面合作时所带来的不同影响。第一章,题为“安全与自主权的权衡及跨联盟贸易:理论框架”。本章介绍了本文的理论框架,以研究联盟自主性与安全性之间的权衡对跨联盟贸易的影响。作者认为,对于安全和自主权的利益权衡应该被纳入理解不对称同盟关系对其成员国发展跨同盟贸易关系的影响的研究范围之中。由此,作者提出了两点假设来验证安全与自主权的利益权衡在促进跨联盟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一,因为不对称政治安全同盟中的同盟国从同盟中获取的收益不同以及物质力量不同,安全外部性对于不同同盟国的意义是不同的。其二,跨不对称的政治经济同盟之间的贸易会对同盟国产生不同的安全外部性,从而使同盟国与同盟外部的国家发展贸易关系时产生不同的结果。除此之外,作者主要就论文中涉及的方法论及主要观点进行阐述说明。在理论研究层面,本文表明了当系统变量即政治军事同盟指涉不同类型的同盟关系时所产生的不同的政治结果。不对称同盟是一种特殊的同盟形态,在这种形态中,一方获得自主决策的利益,而另一方则相应地获得同盟给予的安全保障。这与一般意义上的实力聚合模式的同盟形态不同,后者中的同盟国双方均能从同盟中获取安全利益。国际贸易对对称联盟和非对称联盟中的成员国产生不同层面的安全效应:若贸易对均衡同盟产生负安全效应,这可能导致贸易遏制,因为盟国的主要的利益考量是安全;而在不均衡同盟中,由于各国受不同的利益牵制(安全保障及自主权),贸易问题所带来的结果并不如前一种那般简单明了。贸易遏制和非遏制的两种结果取决于盟国的利益权衡。本文以2000年至2014年亚美尼亚与俄罗斯同盟与他们各自同南高加索地区的第三国的贸易情况作为实例分析。在此案例中,作者试图表明在亚美尼亚俄罗斯同盟中两个同盟国的物质实力的不一致性通过从同盟中获取的不同利益而得到调和,在亚美尼亚和俄罗斯与伊朗和阿塞拜疆的贸易关系中产设个你不同的结果。第二章以“亚美尼亚-伊朗天然气贸易协定:贸易遏制”为题目,论述了与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联盟与亚美尼亚和伊朗的贸易遏制的相关性。亚美尼亚和伊朗之间在贸易遭到遏制是同盟国从同盟中获得的利益不同所致。伊朗和亚美尼亚的能源贸易以及其对俄罗斯利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伊朗和亚美尼亚之间的贸易协定会影响到俄罗斯在亚美尼亚-俄罗斯联盟中的自主性利益,这些影响因素包括:伊朗的天然气有可能被输送进欧洲市场并且在亚美尼亚的天然气市场中伊朗天然气的份额会上升。这些影响会以以下方式发挥作用:在俄罗斯看来,如果伊朗的天然气进入欧洲市场,亚美尼亚(俄罗斯的同盟国)就不应该继续与伊朗保持贸易关系,因为这种贸易关系会危害到俄罗斯在欧洲地区的利益。而亚美尼亚一方从自主性的角度来看待自我的需求。正如莫洛(Morrow)所言,大国与小国结成同盟虽然减少了大国的安全,但是通过效果在自主权上的妥协来保障效果的安全利益。“小国所做出的妥协可能会包括为大国提供自己国内的战略要冲作为大国的军事基地或者签订允许大国干涉本国的内政的条约。大国和小国之间的交易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展开,小国对大国做出自愿的妥协以换取大国对本国安全的保障。“这些妥协也包括在国际事务上小国要与大国的利益保持一致。不对称同盟结构意味着俄罗斯以政治军事联盟的形式,通过保障亚美尼亚的安全利益,来换取在一定程度上对亚美尼亚的政策选择权的管控。俄罗斯对于伊朗在亚美尼亚天然气市场所占据的天然气的可能的份额也是从自主权的利益的角度来考虑的。亚美尼亚对其天然气市场的供应商多样化改革必定触及俄罗斯在亚美尼亚的利益。因此,亚美尼亚与伊朗的贸易关系可能通过削弱俄罗斯获得的自主权利益而极大地改变亚美尼亚和俄罗斯同盟关系的现状。当现状可能发生改变的状况下,不对称的政治军事同盟有两种选择:防止现状改变或改变最初应允的义务。在目前南高加索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下,对亚美尼亚而言,如若选择破坏俄亚同盟最初订立的条约会致使俄亚双方利益受损。故此,亚美尼亚与伊朗之间的贸易协定必定会减少俄罗斯的利益。第三章以“阿塞拜疆与俄罗斯的军备贸易:非遏制的贸易”为题。在本章中,作者将探究联盟作为结构变量对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的跨联盟军备贸易并未造成影响。首先,俄罗斯的盟友亚美尼亚并不具备影响俄罗斯对阿塞拜疆的军备出口,故俄对阿出售军备并不会对亚美尼亚造成直接的威胁。但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一直处于战争准备的(War-like)状态,在2013-2014年期间,亚阿双方持续交火事件较往年增长了130%。亚美尼亚政府就俄罗斯向阿塞拜疆输出军备问题向俄罗斯提出交涉。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对称同盟中,这种军备贸易应被终止。因为在这种同盟模式中,一国的安全被看成是整体安全的一部分,故他们不会与盟国的敌人进行贸易往来。因此,对称同盟模型不能解释俄罗斯与阿塞拜疆保持持续的军备贸易关系。而自主权与安全保障均衡模型则认为,只要一个同盟中的强国仍在非对称同盟中处于主导地位,该国在此同盟中就拥有自主权与主动权,而同盟中弱国的安全固然重要,但也并不足以左右大国的决策自主权。故此,联盟的自主权与安全保障均衡模型可用来解释为什么俄罗斯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军备贸易并没有影响俄罗斯在俄亚同盟中享有的决策自主权。因此,本文第一章论述的理论框架可以通过俄亚同盟双方各自的跨交易的结果的不同这个模式得以作证。这个模式展示了出于不同利益考虑所带来的不同的贸易结果。亚美尼亚与伊朗之间的能源贸易产生对俄罗斯产生了安全的负效应,而俄罗斯在俄亚同盟中处于主导地位,拥有自主权,故此,亚伊合作遭到遏制。然而,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的军备贸易也对亚美尼亚的安全利益形成了负效应,然而亚美尼亚在该同盟中处于从属地位,对亚美尼亚的安全威胁并不会对俄亚同盟关系产生很大影响。对不对称同盟中弱国的安全并不会对整体的同盟安全产生主要的影响。从不对称同盟中强国的视角来看,其从同盟中获取的自主的利益的机会十分重要。因此,使强国从同盟中获取的自主利益受到削弱的跨同盟贸易应该被遏制,同时,这种贸易关系不会产生重大的后果,即使这种关系影响到了安全利益的获取。通过对伊朗——亚美尼亚的天然气贸易及俄罗斯——阿塞拜疆的军备贸易的分析,作者证明了在不对称同盟中成员国所处地位的不同将影响它们与同盟外部行为体的跨同盟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