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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问题是人类社会中长期、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腐败降低了行政机构的运行效率,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权威,在增加一部分腐败政府雇员收入的同时使企业家、民众受到了损失。腐败是长期、普遍存在的,如果不能有效治理,将应对不慎会造成社会福利的大幅倒退和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因此对经济转轨国家腐败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理论上讲,经济转轨过程为研究制度与制度变迁对腐败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社会实验背景。经济转轨中的制度变迁是现实中发生的、剧烈的制度重塑过程,大量的现实数据可以让研究者充分观察这一过程中发生的腐败问题。从现实意义上讲,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的出现高增长,与此同时,严重的腐败问题同样引人关注。因此需要了解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与经济增长动态变化的过程,以便更好的地解决腐败问题,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本文的研究旨在解决以下几个问题,或为解决以下几个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包括:1.经济转轨过程为何常常伴随大量的腐败?经济转轨国家的哪些特殊因素导致了腐败的发生?2.为什么腐败现象有很强的持续性?3.腐败行为会不会影响经济绩效?腐败具体通过什么路径影响了经济绩效?4.经济转轨国家如何有效的治理腐败?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是导论,第一章为文献综述。为解决上文提出的第1、2问题,本文第二章对经济转轨国家腐败发生的制度性原因进行了分析,发现:1.经济转轨中的正式制度失灵使作为非正式制度的腐败成为占优策略,并起到示范效应,导致了腐败的产生和持续。产权重塑增强了企业管理者的私有财产意识,从而有动机通过腐败谋取个人利益。同时,腐败也成为制度变迁中的次优选择,是自发形成的对经济改革的激励制度。随着产权制度的逐渐完善,企业产权结构的逐渐明晰,市场机制作为有效的正式制度建立起来,经济转轨过程的推进会有效的抑制腐败。2.尽管价格改革从根本上压缩了腐败的空间,但价格改革过程中的特殊制度还是会为腐败行为创造机会。只有当价格改革的过程足够透明、完全放开价格管制时,价格改革的过程才会真正的抑制腐败。否则,价格改革只会成为利益集团寻租的工具,通过制定垄断价格进行寻租。3.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的产业集中、行业垄断问题是经济转轨国家腐败发生的原因之一。首先,垄断企业可能通过向政府、官员行贿的方式,阻止其他企业进入,维持高额收益。其次,相较于竞争市场,寻租者对垄断市场寻租更为容易。最后,垄断市场可以抽取的腐败租金远高于竞争市场。自然资源丰富、工业体系完整且集中度较高的经济转轨国家具有较高的腐败水平。本文第三章将中国作为经济转轨国家的一个典型代表,深入分析了中国经济转轨中的腐败问题。首先,对中国的腐败现状和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发现中国腐败的演变有以下特征:1.1996-1998年中国腐败程度出现了较大幅度的降低。2.2003年以后中国的腐败程度逐渐趋于稳定,波动性较小。从腐败案件的组成上看,以直接贪污国有财产为目的的腐败案件逐渐减少,而私有部门通过向公务人员行贿换取利益的腐败案件有所增加。以主观评价的腐败程度指数与客观的腐败立案数指标相关性明显,说明中国腐败的演变规律比较清晰。其次,对改革开放中制度变迁的具体内涵对腐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1.计划经济时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清廉”,实际上只要企业的控制权、所有权、收益权存在错位,企业的管理者就存在腐败的动机。因此企业产权改革对抑制腐败行为至关重要。不适当的制度设计会产生腐败的空间,中国的价格双轨制是改革过程中不得已的选择,这一选择对经济转轨过程来说意义重大,但同时也导致了腐败这一副作用的产生。改革开放不会必然带来腐败,只是改革开放这一过程使民众普遍感受到了腐败行为的存在。从长期看,如果政府能控制价格的制定,或者通过控制市场准入影响市场结构,腐败就可能发生。以企业产权改革、价格市场化改革为特征的改革开放是彻底根除腐败制度根源的必然选择。2.我国市场化进程中,腐败与市场竞争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而是随着市场结构的变化而呈现多元状态的,这对分析经济转轨国家市场开放制度与腐败的关系意义重大。研究表明:经济转轨国家市场结构对腐败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经济转轨国家特殊阶段形成的市场垄断无疑会滋生腐败,而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机制最终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3.我国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建设有效的抑制了腐败的滋生,而由于金融制度的不健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不完全使金融发展对腐败的抑制作用不明显。具体来看,在2001年以前,我国金融市场改革以构建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和充分竞争、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为目标。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摆脱了以往资金行政计划安排的资源配置方式,使企业能够通过价格竞争、市场决策的方式申请资金,而不必向政府申请,甚至在申请行不通时采用行贿来换取资金,显著抑制了政府对金融市场运行的干预和金融腐败。当金融市场建立起来后,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市场的运行,而我国金融制度的完善是渐进性的,这大大增加了制度构建的成本,为腐败保留了空间。这些制度隐患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渐显现,在社会福利层面,表现为腐败行为仍存在一定的生存空间,某些特殊的政策、制度仍能滋生腐败。4.中国独特的地方分权、地方政府竞争锦标赛制度能够抑制腐败,而中央控制地方人事安排的制度有可能滋生腐败。中央——地方关系影响腐败的核心是,信息不对称前提下的自发激励机制的构建。地方分权为中央政府提供了评价地方政府的标准,有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中央控制地方人事安排为地方官员提供了激励,但如果中央对地方的考察不包含清廉考核或地方腐败与地方官员个人的效用无关,则该制度对保持清廉的激励是无效的;地方政府竞争锦标赛形成了地方政府吸引私人投资的竞争,而腐败会严重削弱私人投资,因此竞争锦标赛制形成了地方政府控制腐败的自发激励机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央——地方的激励问题。结合前两章的描述性分析,本文第四章提出了一个解释经济转轨中制度变迁与腐败动态变动的理论模型,并对该模型进行了实证。本章基于讨价还价模型的博弈分析发现:在市场化初期,由于推进市场化的需要和资源约束,企业经营者与政府雇员的博弈决定了一个较高的腐败水平;随着市场化进程带来产量增加、资源积累,产权保护领域的投入增加,企业经营者博弈的力量增强,博弈决定了一个较低的腐败水平。腐败在市场化过程中呈倒u型变动,先增加后减少。这意味着市场化的同时加强产权保护可以得到一个没有腐败的结果,但现实中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因为加强产权保护需要资源投入,这在市场化初期常常是无法实现的。即使能够实现,政府雇员也不会投入。因为产权保护较弱时政府雇员会有更大的寻租空间。只有当市场化推进到一定程度,社会中大部分成员拥有财产时,产权的保护才能顺利推行。因此,市场化改革的初期往往伴随着大量腐败,但市场化本身是可以抑制腐败的。本章的模型还可以解释经济转轨国家为何形成了不同的腐败程度。由于制度结构的不同,不同国家形成了不同的市场化收益激励,有些国家政府官员的激励可以自我实施,只需要投入较少的资源建立较低程度的产权保护制度就可以控制腐败。但有些国家的激励却不能自我实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建设产权保护体系,监督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些制度性的特征导致了腐败程度的差异。本章采用1999年至2010年间30个经济转轨国家的数据验证了以上理论分析的结论。实证研究发现:市场化与腐败存在稳健的倒u型关系,当私有企业产值占gdp比例达到50%左右时市场化与腐败的相关性出现转向,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为解决上述的第三个问题,本文第五章针对经济转轨国家构建产权保护制度和公共产品外溢性的特点,分别提出了理论模型,分析腐败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对产权保护制度的研究发现:1.经济转轨的过程是产权制度重塑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激励了投资行为。而腐败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破坏了产权制度对投资行为的激励作用,通过劳动者的职业选择扭曲了人力资本的配置,从而造成了经济绩效的损失。一方面,腐败通过破坏产权保护制度设计,抑制了投资行为。另一方面,腐败增加了寻租者的收益,吸引高素质者进入不具生产性的寻租部门,扭曲了人力资本配置。2.社会存在腐败的前提下,经济转轨过程存在“转型陷阱”,虽然无腐败时的经济绩效一定高于存在腐败时,但是在产权保护制度动态变化的过程中经济绩效存在非线性的变动过程,具体来讲,存在腐败但没有达到完全腐败状态时,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先使经济绩效的降低后使经济绩效提升。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可能带来经济绩效的损失,但继续推进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提高产权保护水平,最终会控制腐败并带来经济绩效的提高。3.随着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社会存在腐败的收益临界值也在提高,这说明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使腐败行为越来越难以发生,即经济转轨中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抑制了腐败行为。对公共产品外溢性的研究发现:当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公共产品和私有生产部门的资本投入回报存在差异时,经济体存在一个经济增长长期均衡的腐败程度,在该均衡条件下经济体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这解释了为什么经济转轨国家的腐败有很强的持续性。本文第六章以中国为例,探讨了经济转轨国家最优的腐败治理策略。本章以中国的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在经济转轨国家中,完善市场制度的腐败治理效果比其他政策工具更为显著和稳健。相比其他政策工具,完善市场制度的长期腐败治理效果也是更明显的。这说明治理腐败的核心在于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如果政府的行政权力不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那么腐败行为会失去吸引力。相应的,产权保护等市场制度的完善可以让生产行为获得更多收益,使生产行为相对寻租行为更有吸引力,才会形成创新——经济增长——创新的良性循环。所以中国等经济转轨国家目前治理腐败的重点在于建立相应的市场制度,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本文主要的创新点有:1.针对经济转轨国家的具体特征,系统性分析经济转轨过程对腐败形成的影响,通过供需双方的博弈分析的方法,建立动态模型,考察腐败与产权制度改革动态变化过程。2.揭示了腐败对产权保护制度的破坏作用。腐败通过破坏产权保护制度设计,抑制了投资行为,从而导致的经济绩效的损失。同时发现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产权保护的“转型陷阱”:虽然无腐败时的经济绩效一定高于存在腐败时,但是在存在腐败时,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先使经济绩效的降低后使经济绩效提升。3.揭示了腐败与长期经济增长均衡状态之间的关系:一个适度的腐败程度可以使经济体处于长期增长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并不意味着腐败是有效率的,而是由于资源约束,短期来看,治理腐败的成本大于治理后的经济收益,因此不得不容忍一定程度的腐败。这解释了为何完全无腐败的国家如此罕见,也说明了为何在许多国家腐败难以治理。相应的,本文也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1、继续推进企业产权改革,明确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严格控制政府对企业经营权的干预。2、应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特别是金融业市场化改革,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开放资本管制,迅速推动注册制改革,以市场力量抑制腐败。3、理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坚持地方负责制与财政分权制度,在此基础上建立腐败问题追责机制和地方舆情数据库,便于中央对地方的清廉激励与评价,形成清廉的地方竞争锦标赛。4、充分认识提高公务人员工资、加强执法等政策工具有局限性,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以制度完善从根本上治理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