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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的机动车数量呈现出快速的增长，尤其是大城市的私人汽车数量增长迅速。私人汽车的普及在提高居民生活品质的同时，也产生了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和能源短缺等一系列严重问题。面对机动车保有量增长这一既关系到公众出行需求，又同时产生多种外部性，特别是拥堵与污染的社会现象，如何利用政策手段进行调控，以限制其不利影响的同时又不对民众生活产生过多干扰，是目前各地政府关注和关心的问题。本论文选择北京市作为案例地区，对已经实施且备受关注与争议的两类机动车控制政策进行评估和分析，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为政府制定适宜的政策提供决策支持。
北京的机动车数量增加较快，引致的各类相关问题在快速发展的城市中非常普遍。在开展了近十年的机动车尾气污染和交通拥堵的治理工作之后，北京市政府已经认识到私家车出行管理政策的急迫性和必要性，近年来在吸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先后实施了“尾号限行”和“油价上调”1政策，由于这两项政策与民众的出行便捷程度以及交通控制管理的有效实施关系密切，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两项政策分别代表了“命令控制型”和“市场调控型”两类不同的私家车出行管理政策。因此本研究选择对这两项典型政策从政策效果、政策成本、政策效率、公平性、公众接受度等角度进行理论与实证的分析，探讨了两项政策在解决城市机动车问题时各自所能发挥的作用和存在的不足，并将所得结论推广至两类私家车出行管理政策。
本研究的分析结果表明，以“尾号限行”为代表的“命令控制型”政策的特点是直接、快速，能在短时间实现控制机动车使用量的目标；而“油价上调”等旨在增加驾车者出行成本的“市场调控型”政策的作用机制相对比较复杂，往往和价格调整的形式、幅度、时间等因素有关，政策效果需要一段时间后才显现；政策效果与政策成本与具体的政策执行力度有关，但是在达到同样的政策效果时，尾号限行政策所造成的驾车者福利损失要更小；两项政策都会存在一定的长期滞后效应，尾号限行政策的滞后效应主要来自第二辆私家车的购买，而油价上调政策的滞后效应主要来自驾车者长期行为选择和短期行为选择的差异。
本研究同时分析了仅通过私家车出行管理政策限制机动车的各类负面效应和局限性，由于客观存在的刚性驾车需求和其他现实约束，私家车出行管理政策所能实现的政策效果存在上线；另外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私家车出行管理政策的效果。如果要长期解决城市机动车存在的问题，需要配合机动车总量控制政策和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尤其是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才能更有效地引导居民的出行选择，实现道路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机动车控制必须从整体上进行规划和策略制定，而不能寄希望于通过一个政策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