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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的迅速发展为我国的人口管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北京市作为我国第三大流动人口聚集地，流动人口管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性难题。在城市发展的要求之下流动人口的“规模控制”成为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 户籍制度是我国产生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群体的直接原因，“就业管理”和“居住管理”是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的主要方式。本文根据2000年北京市人口普查1％长表数据，分析了不同户籍特征人口的就业和居住情状。结果显示不同户籍特征人口的就业和居住确有明显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不仅仅是户籍特征不同的结果。农业流动人口“低层次”、“非正规”就业的特征与他们的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密切相关，而在个人特征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农业流动人口在京就业的可能性更强。通过“行业、职业限制”和“流动人口个人特征限制”进行流动人口“规模控制”的就业管理不仅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在农业流动人口强烈的就业意愿面前也收效甚微。“居住管理”是目前获取流动人口信息的主要途径，但“出租屋管理”的对象存在局限，不能完全涵盖流动人口群体。此外，流动人口向低质量居住环境的妥协也使得“出租屋管理”的各种“数量、质量控制”难以实现，居住管理不能独自承担起流动人口管理的重任。 不同户籍人口的就业居住情况等差异使得户籍制度改革成为解决流动人口管理问题的主要思路。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从来没有以户籍特征作为限制条件，而附加在户籍之上的其他约束条件没能实现“规模控制”的目标。此外，应该区分狭义的“统一户口”和广义的“统一户口及其它相关制度”。从管理部门的说，“统一户口”比较容易实行，但其社会效应要远远大于改革对流动人口群体和流动人口管理实际境况的改善。而广义的户籍制度改革虽然可能有较好的长期效果，但必须有充足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准备。从其他省市已经实施的户籍制度改革来看，准备不足的户籍制度改革不仅不会改变流动人口的处境、提高流动人口管理的效率，还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严重的问题，户籍制度在现阶段难以成为解决流动人口管理问题的最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