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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好处比如产品、服务等,是国家可持续发展、区域社会经济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和物质基础,是近三十年生态学、社会发展和环境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地区的快速城市化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另一方面也对乡村生态环境和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造成了巨大压力。乡村地区作为城市区域与自然环境区域的过渡带,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极易受到土地利用变化、人口迁移等因素造成的压力。因此,构建村庄尺度下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框架,对乡村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精准评估,可为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保护政策、生态功能区划、生态补偿政策、乡村振兴规划提供科学依据,为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转型提供决策支撑,同时也为中国完整全面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补充必要的内容和数据。然而,由于全账户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多集中于大、中尺度,如特定区域、城市或流域范围。针对乡村生态管理单元,本研究以村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为切入点,重点解决以下科学问题:（1）中国东部乡村生态系统服务有哪些特征?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如何?如何科学的评估?（2）影响中国东部地区乡村生态系统服务的因素有哪些,关键因子是什么?这些因子对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及其关系的影响机制是什么?（3）生态系统服务特征与乡村发展模式的关系是什么?如何科学、合理的对乡村发展模式进行评估、分类?生态系统服务特征包括生态系统服务的组成、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程度等因素。本论文以位于我国东部人口密集区（即胡焕庸线东南的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共涵盖22个省区）的1 15个村庄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来自22省区的100个普查村庄（含山东省15个村庄）用于乡村生态系统服务特征及其驱动因子研究,来自山东省的30个精查村庄（含15个普查村庄）用于乡村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收入协同增长的发展模式研究。借鉴大、中尺度下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框架,综合乡村地区的特点,利用面对面问卷调查和实地调查取得的基础数据,对乡村生态系统服务特征、主要影响因素以及基于乡村生态服务的乡村发展模式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以回答上述问题。首先,利用生态学、社会经济学及统计学的原理对调查问卷进行设计,针对调查问卷的内容、调查方式等注意事项对调查人员进行了系统培训,采取面对面问答的形式对选取的中国东部人口密集区100个普查村庄的村民委员会进行了问卷调查。村委会成员在调查人员指导下,以村委会官方统计数据为依据,填写问卷中的各项数据,最终数据经村委会成员认真核对后加盖村委会公章确认。通过问卷数据整合获取了各村庄人口、经济、土地利用类型、粮食生产等基础信息,并对乡村自然社会经济特征进行了分析。第二,以生态系统服务通用国际分类指南4.3版（Common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Version 4.3）为基础,构建了村庄尺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指标和方法框架,并通过专家咨询、文献查询、模型测试等方式确定了适用于中、小尺度下全账户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模型。利用评估框架和模型对位于中国东部人口密集区100个普查村庄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估,获得了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在内的多个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整体上对调查区域内的生态系统服务特征进行了分析。第三,借鉴以往大尺度下的研究结果和经验,选择土地利用、城市化相关因子在内的多个因素,结合相关分析、线性回归等方法,筛选出村庄尺度下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决定性因子,并筛选出影响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因子。第四,通过上述的研究结果,在山东省抽样选取30个村庄（包含15个普查村庄,并15个普查村庄同样进行了精查）进行第二轮精细调查,并结合中国乡村特点、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价值及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的程度,构建了乡村发展模式分类框架。通过对山东省30个村庄的精查结果,综合分类总结现有村庄的不同发展模式,探究乡村发展模式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构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居民人均收入的协同发展模式,促进乡村振兴和乡村绿色发展转型。本研究采用货币化方式对涉及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定量评估,以实现统一的量化处理。货币化评估方式更容易让决策者获得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直观认识,并更容易应用于乡村生态保护和发展决策。本文通过四个层面的研究逐步探究了中国人口密集区村庄自然环境状况、生态系统服务构成特征及影响因素,探讨了如何构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居民人均收入达成共赢发展的途径。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研究结果:（1）乡村生态系统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多样,因此形成了多样的乡村生态系统服务特征。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城市化,导致人口密集区的村庄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这主要体现在不同村委会成员对土地利用类型的调配上,对村庄的自然资源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并因此形成了多样的乡村生态系统服务特征。通过在2014年对所选村庄居民委员会的进行面对面调查问卷调研,结合不同地区的统计年鉴数据,首先揭示了人口密集区村庄的基本情况。调查的100个村庄中,因为近几年乡村建制改革及近几十年快速城市化的影响,不同的村庄有着不同的发展情况,主要体现在不同村庄村委会成员对于土地利用类型的调配上。有些村庄还保有大量的耕地,以较为传统的农作物生产为主要产业,有些村庄则向着城市完成了转型。各个村庄对林地的利用方式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乡村林地占比虽然是《美丽乡村建设指南》（GB/T 32000-2015）的评判标准,但并非是每个村庄着重考虑的方面。在粮食生产方面,部分村庄已经不将粮食生产作为该村的主要营收手段,部分已经完成向城市转型的村庄粮食产量相当小,但还是有数量较多的村庄因耕地红线或者其他部分原因,保留有较大的粮食产量,作为乡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有的村庄甚至保有极少数量的耕地,将主要的生产转移到了收入更高的第二、三产业之中。部分村庄尤其是在山地、丘陵等地形的村庄,还保留了大量未开发的林地,向周围区域提供了丰富的生态系统服务,但因为没有合理开发探寻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的方式,并未直接转换成居民的收入。这也导致土地利用对居民收入的影响较为复杂,建筑用地占比、水面占比、耕地占比对居民的人均收入有着显著影响,其中林地建筑用地占比、水面占比同居民人均收入有着正相关关系,耕地占比同居民收入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正因存在如此复杂的影响机制,在乡村自然经济社会等因素多重作用下,不同的村庄形成了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服务特征。（2）粮食生产仍旧是人口密集区村庄的主要生态系统服务,调节服务占比较低,增强调节服务迫切而重要。基于村庄尺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框架的构建,对所选村庄进行了生态系统服务特征进行了分析,发现粮食生产仍旧是人口密集区村庄的主要生态系统服务,调节服务占比显著较低,亟待增强。对乡村生态系统服务特征的分析结果表明,供给服务仍旧是乡村生态系统服务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100个村庄的生态系统服务特征分析发现,尽管受到快速城市化、农村人口迁移、退耕还林、生态补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供给服务尤其是供给（营养）服务中的食物供给,仍是乡村提供的最主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在调查的100个村庄中,仅有22个村庄,供给（材料）服务是主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且有着较高的调节服务,其中64个村庄中供给（材料）价值同调节价值占有相近的比例,但都显著小于供给价值。供给价值在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中的占比平均值为82.45%;在供给价值中,供给（营养）价值的占比平均值为63.88%;而在供给（营养）价值中,食物供给占主要地位。与供给价值相对,调节价值在乡村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中的占比平均值为14.36%。对于大部分村庄来说,调节价值占比较低,不是主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强调节服务迫切而重要。不同区域村庄有着不同的自然社会经济背景,部分距离大城市较近的村庄已经率先完成了城市化,这部分村庄仅能提供少量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而且这部分价值还以供给价值为主;也有部分村庄因为地处山地、丘陵区,保有着较大的林地面积,这类村庄提供大量的调节服务,供给价值中以供给（材料）服务为主。（3）土地利用类型是影响乡村生态系统服务的最主要因素,林地和水域影响最显著。林地占村域面积的比例与水域占村域面积的比例是土地利用类型中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影响最显著的因素。相关性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土地利用是影响乡村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主要因素。其中,耕地占村域面积的比例、林地占村域面积的比例、水域占村域面积的比例、建筑用地占村域面积的比例等土地利用因子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耕地占村域面积比例与供给（营养）价值正相关,与供给（材料）价值以及调节价值负相关,林地占村域面积的比例与供给价值、供给（材料）价值以及调节价值正相关,与供给（营养）价值负相关。水域占村域面积比例与调节价值以及供给（材料）价值正相关。建筑用地占村域面积与供给（营养）价值、供给（材料）价值以及调节价值负相关。分析表明,林地占村域面积的比例和水域占村域面积比例是影响供给（材料）价值以及调节价值决定性因素,其他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同土地利用类型并无决定性的关系。（4）生态系统服务特征反映了发展模式,发展模式通过改变土地利用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通过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市场化水平影响居民人均收入。村庄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居民人均收入会受到发展模式的影响,通过选择适当的发展模式,可促进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向居民收入的转化,乡村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可实现与居民人均收入协同增长。基于生态系统特征如服务价值及其影响因素、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程度等指标,山东省30个村庄的发展模式被划分为A、B、C、D四大类,其中A类村庄林地占比高,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程度高且其中文化服务占比高;B类村庄林地占比高,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程度低;C类村庄林地占比低,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程度高但其中文化服务占比低;D类村庄林地占比低,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程度低。A型和B型村庄都保有较多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而A型村庄是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居民人均收入协同增长的最佳模式。相比之下,C型和D型村庄保有的生态系统服务较少,居民人均收入较低,原因是林地占比低或可市场化的生态系统服务较少。分析表明,村庄的发展模式会通过影响土地利用显著影响村庄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居民人均收入。在适当的发展模式下,村庄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提升与居民人均收入提高并不矛盾,可相互促进,协同增长。本研究的创新点有:（1）基于乡村生态系统服务特征分析,构建了适应村庄尺度的全账户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指标框架和方法体系;（2）分析了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的主要因素,揭示了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特征的关键因子;（3）首次探讨分析了生态系统服务特征及其与乡村发展模式关系。本研究的意义在于,从理论方法上构建了村庄尺度全账户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指标和方法框架,为村庄尺度生态系统服务管理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支持。在应用上,分析了土地利用和社会发展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居民收入的影响,并结合对乡村发展模式的划分探讨了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收入协同增长的可能途径,提出生态系统服务的提升和价值实现是提高居民收入和促进乡村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为乡村振兴、乡村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生态系统服务提升模式。本研究所构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框架与发展模式分类方法可以推广应用到其他村庄、农场等中小尺度乡村生态系统服务管理研究,为生态系统服务管理决策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