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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左翼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发生过一次激烈的论争。许多文学史都将其看作是“左联”与对立的思潮之间发生的思想斗争,其实主要还是激进文学思潮内部的分化与论争,其中情况很复杂,也很关键,直接影响到“左联”内在的一些矛盾与转向。这是一个复杂而又牵涉面很广的历史事件,只有把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才能深入完整地了解“左联”,同时这也有利于更全面考察三十年代文学思潮的变迁。本文以左翼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作为论题,希望能够更加实事求是地回顾梳理这一段历史,探究一些容易被误解或有争议的问题,力图给“文艺自由论辩”以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从中吸取历史经验与智慧。
本文导论部分对以往有关“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研究做了梳理,发现一些有待推进的重要问题,并从这些问题出发,提出了重新认识“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新视野。本文将“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活动与论争事件本身区分开来,将其作为伴随左翼政治文化运动而产生的一种历史现象进行研究。本文还将其作为对“左联”与左翼文学研究的一种提问方式,希望能打开“左联”和左翼文学研究的新路径。本文希望能有必要的超越,不止是对论争本身是非的评判,而且力图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将“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研究充分历史化,并讨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过程的某些复杂现象。
第一章论述“自由人”问题。本文认为,以往研究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自由人”代表的是胡秋原所在的神州国光社群体,而“自由人”论争是在“左联”和神州国光社对峙的背景下发生的。本章首先交代了胡秋原和神州国光社群体之间的关系,“自由人”的基本活动以及他们和“左联”发生冲突的原因。再重新理解“左联”与胡秋原对普列汉诺夫文艺理论的不同接受,找到胡秋原与“左联”产生分歧的理论根源。三十年代存在着广泛的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话语表达的政治文化群体。本文探究这些马克思主义话语使用者和“左联”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发生分歧的,“左联”怎样维护正统地位,而“左联”之外那些马克思主义话语使用群又以什么方式理解、接受和使用马克思主义。为此本文还专门讨论了“左联”和“自由人”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正统性问题。
以下三章论述“第三种人”的问题。
第二章探讨“第三种人”的发生。本文认为,“第三种人”实际上是“左联”的“同路人”作家。“左联”的组织理论为“第三种人”问题的发生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而现实的原因促使“第三种人”向“左联”发难。事实上两者之间的冲突与1932年前后左翼作家与理论家之间的一度紧张以及左翼内部对文艺大众化的不同意见有因果联系。最后,本文也深入地探讨了鲁迅对“同路人”和“第三种人”的看法。
第三章处理的是新感觉派的“第三种人”问题。以往学界往往只是把新感觉派作为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忽略了它与左翼有过理论同源的联系,本文对此做了清理,认为新感觉派实际上也属于“第三种人”现象。通过对新感觉派和“左联”电影小组发生的“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论争的研究,本文发现了他们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位置及其最终的政治文化选择,并揭示出新感觉派转向国民党过程中的认识论错误。由此也看到“第三种人”的一种流变。
第四章研究“第三种人”的后期问题。以往学界对此不太关注,却也是重要的史实。本文论述了“第三种人”后期阶段形成的内在逻辑,认为苏汶等的转变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这一概念有关。其次论述的是他们在与左翼理论家的论争当中所提出的“文艺自由”论观点。最后,“第三种人”从一种伴随左翼文化运动而产生的文化现象转变到一种有意识的文学实践活动,其“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和“中间派”立场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这是“第三种人”后期阶段与左翼的论争及其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