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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外交史上，尼赫鲁时期的印度是联合国这一最重要的多边外交舞台上引人注目的国家。在经济、军事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印度通过开展联合国外交，在联合国乃至国际社会获得了与其经济、军事实力极不相称的影响力，开创了印度联合国外交的黄金时期。 一般而言，一国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该国拥有的经济、军事力量，这在强调军事力量的冷战时期尤其如此。在经济、军事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尼赫鲁时期的印度何以能通过开展联合国外交获得“极不相称”的影响力？为解释此问题，本文从国家影响力的理论视角，对尼赫鲁时期的印度联合国外交进行了具体研究。 本文探讨了国家影响力的来源，认为一国影响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占有的有形资源（地理、人口、经济与军事力量）和无形资源（文化与国际制度）;二是使用资源的技能与效率，即外交质量，具体体现为该国所制定的外交政策。一国影响力的大小不仅要受到其占有资源多寡的制约，还与该国的外交质量密切相关。一个经济、军事力量薄弱的国家，如果其推行的外交政策既具有合法性与道德权威性，又是建立在把本国利益与国际利益及其它大多数国家的利益相结合的基础上，那么，这些政策就会对大多数国家产生吸引力，影响他们行为。因此，这个国家能通过外交手段弥补其经济、军事力量的不足，获得与其经济、军事力量不相称的影响力。这样一种外交可称之为“影响力外交”。 作为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与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是成员国获得的影响力的最重要多边平台。一方面，联合国作为全球外交的中枢与世界媒体的汇聚地，是成员国推行其外交政策、树立良好国家形象的重要舞台。另一方面，联合国具有“集体合法化”的政治功能，是成员国为其政策主张和行动寻求国际合法性的重要工具。 本文认为，在尼赫鲁时期，正是因为印度在联合国开展不结盟外交、反殖外交、调停外交和集团外交，才获得了与其经济、军事力量极不相称的影响力。 在印度获得影响力的四个来源中，不结盟外交和反殖外交是两个最主要来源。不结盟政策之所以具有重要影响力，不仅在于其具有合法性与道德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关键还在于该政策符合苏联、中国尤其是许多新独立的国家的利益，反映了许多新独立的国家促和平、谋安全、求发展的强烈愿望。不结盟政策对它们产生了吸引力，为它们效仿，并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外交模式”。 反殖政策顺应了战后初期世界发展趋势，反映了广大殖民地人民争自由、求独立的强烈愿望，也符合《联合国宪章》关于“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之宗旨。印度通过在联合国推行反殖政策，充当亚非国家的主要发言人，树立了声张正义的良好形象，提高了印度在联合国和亚非国家中的影响力。 利用联合国这一最重要多边平台，推行既具有合法性与道德权威性，又能兼顾本国利益与国际利益及其它大多数国家的利益的外交政策，这是尼赫鲁时期印度联合国外交的成功之道。可以说，尼赫鲁时期印度联合国外交是一个成功开展影响力外交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