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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从以下几部分展开论述: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经济运行的轴心逐渐向金融转移，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问题亦日益成为瞩目的焦点。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主体，具有与其他行业相比更为严重的溢出效应，安全性尤为重要。而回顾银行危机史，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有93个国家共发生112起系统性银行危机，引发银行危机的导火索则大多为不良贷款的累积。面对世界范围内银行危机的烽烟四起，中国的银行体系却显得有些特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商业银行长期保持着稳健的运营，即使在席卷全球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银行业也“我自岿然不动”。而横向来看，同一时间跨度上银行问题尤其是不良贷款问题在中国的严峻程度与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相比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银行体系的稳如磐石往往成为人们眼中的不解之谜，本文用“超稳定性”一词来描述中国银行体系长期以来严重问题与稳健经营并存的特殊现象。 很多学者的研究兴趣也被这种超稳定性激发，纷纷从产权、国家信用、对外负债能力、资本账户封闭等方面解释中国银行体系对银行危机的低敏感性。然而这些仅仅提供了解答中国银行体系特殊现象的论据，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论证银行体系严重问题与稳健经营二者并存的逻辑合理性。 银行挤兑是银行危机的重要特征，既是银行不良问题累积的结果，其爆发又将引发更大规模的系统性银行危机。基于这一事实，本文将以流动性为切入点，将银行危机的研究口径狭义为银行挤兑。由此，本文的研究主题也自然转化为:中国银行业资本金匮乏、不良资产规模巨大诸多难题缘何未引发银行挤兑？经典银行挤兑模型所论证的银行挤兑机制在中国是否适用？本文希望将中国银行体系的超稳定性置于银行挤兑模型框架下，通过模型的逻辑推导论证中国特殊现象的内涵，来探寻究竟是什么阻碍了银行挤兑机制在中国的传导。 加入WTO是对外开放的里程碑，同时也意味着中国银行体系将承受银行业溢出效应和金融危机传染性与日俱增的冲击。在此背景下，考察银行挤兑模型和银行危机机制在中国的适用性，考察中国银行体系稳健运营的内在原因，将有助于清晰地理解中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机制，启迪当前的中国银行业改革。 二、理论基础 本文的论述以两大经典银行挤兑模型:Diamond-Dybvig模型和Jacklin-Bhattacharya模型为依托展开。Diamond-Dybvig模型一方面将银行视作“流动性蓄水池”，从规模经济的角度证明了银行存在的必要性，一方面论证了银行存款合约由于面临多重均衡而天然不稳定。针对这份天然的脆弱性，Diamond-Dybvig模型和Jacklin-Bhattacharya模型分别从信心和信息的角度阐述了银行挤兑的发生机制。根据Diamond-Dybvig模型，银行挤兑实际上是存款者心理预期“自我实现”的产物，一旦发生任何因素导致存款者预期挤兑发生，将会最终造成银行挤兑的真实发生。此时银行挤兑的主导因素并不是经济的基本面，而是消费者的主观预期以及消费者对银行稳健经营的信心。Jacklin-hattacharya模型则通过具体解的推导论证了有关银行资产质量的不利信息正是诱发存款人信心改变、预期偏移的源头。仅仅一个关于银行长期投资回报R的不利信号s便可能导致投资者偏好超过银行挤兑临界值，引发银行危机，且银行挤兑的可能性与银行资产风险正相关。 两大模型的推导将银行挤兑的诱因较为全面地展示在人们眼前，银行挤兑正是信心和信息两大因素交叠共生的产物，即银行资产信息的变化是动因，存款者的自我实现心理是路径，心理因素和信息因素的不断反馈互动使消费者的个体理性行为演变成消费者集体对低效率均衡——银行挤兑的选择，并促使银行危机进一步蔓延扩大。此外，存在三种手段改善存款合约，消除无效率的挤兑均衡。三种手段分别是:中止兑现、最后贷款人、存款保险。 三、两大银行挤兑模型对银行危机的普遍适用性 Diamond-Dybvig模型和Jacklin-Bhattacharya模型的诞生就是为了解释80年代层出不穷的银行危机，其结论紧扣银行危机的本质，可以通过东南亚金融危机论证这两大模型的现代魅力，更形象的描绘引发银行挤兑的机制——恐慌心理和不利信息的互动。根据Diamond-Dybvig模型和Jacklin-Bhattacharya种手段可以防范银行挤兑，使存款合约仅仅面临好的均衡。我国由于存款保险制度的缺位，最后贷款人的可信程度成为银行体系维持稳定的关键。 借鉴黄海洲和许成刚(2000)的研究成果，本文构造了一个最后贷款人最优决策模型。根据这一模型的推导，单银行体系下的所有银行和多银行体系下的大银行，在它们面临流动性危机时必然会获得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保障，中央银行必然会满足银行的再贷款需求。此时，中央银行并非不考虑单个银行的盈利能力，而是希望通过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避免承担银行挤兑导致的更为沉重的社会成本。显而易见，中国的银行体系属于单银行经济体系，四大国有银行发挥着绝对的主导作用。由此，中央银行基于国有银行“大而不能倒”的事实，最后贷款人职能将高度可信。正是高度可信的最后贷款人保障维持了广大存款人对中国银行体系的信心，消除了银行存款合约的挤兑均衡，即使存在恐慌蔓延的土壤，金融恐慌心理也无从点燃，更不具备蔓延的趋势。 （二）解释之二:信息的过滤 由于最后贷款人的高度可信，存款人在心理上将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与中央银行实力以及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联为一体，存款人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信心也相应转为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信心。此时，Jacklin-Bhattacharya模型下引发危机的信号内容由单纯的银行资产质量演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存款人对所观测到的信号因而也有了一个心理筛选的过程，该过程将银行资产质量这一次要信号滤除，而保留有关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主要信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支撑着存款人偏好的稳定，有利的阻断了信息渠道上银行危机的爆发。 六、主要结论 中国银行体系的“超稳定性”并不是Diamond-Dybvig模型和Jacklin-Bhattacharya模型框架下的悖论，其存在具有内在的合理性，深谙银行挤兑机制的实质，恰恰是两大银行挤兑模型在中国国情下的特殊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