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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主义（包括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诞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在文论领域的反映.形式主义的发展贯穿着一条清晰的线索，那就是文学批评的对象从“作品”走向“文本”，文学批评从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形式主义的诞生为20世纪西方文论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道路。本文拟通过对形式主义各派从作品转向文本的具体分析，探讨20世纪西方文论形式主义转向的本质特征，并发掘形式主义在文本研究中日益呈现出的自我封闭的倾向，揭示其最终为文化研究所取代的必然性. 从作品到文本这一转换过程的突出标志是，形式主义的作品观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认识:在对作品与作者、作品与读者、作品与世界的关系认识上，形式主义表现出了与传统文论不同的观点，作品与作者、读者、世界的关系被逐步切断，作品本身日益成为批评的中心。 形式主义文论所使用的、从语言学中发展而来的文学“文本”概念，在保持了语言学“文本”概念特征的同时，还强调了文学“文本”的系统性。本文认为，“文本”指的是作品的语音符号和书写符号的结构系统。 作品自身价值的凸现和文本中心地位的获得是一个连锁反应。只有切断了作品与外界的联系，作品本身的价值才能显现出来，作品的语音符号和书写符号的结构系统——文本，才可能进入到研究者的视线——在此之前，因为作品与外界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批评被社会学研究、历史研究、心理学研究等等所肢解，而对文本的研究更是无从谈起。 俄国形式主义是形式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一阶段，文学作品语言的独立价值凸现出来，成为了文学研究的中心，作品被看作无所指的客体，作者生平、社会背景等因素都被排除在研究对象以外，作品本身就是全部的研究对象。研究者们旨在发现文学语言如何运用各种形式因素（这些因素说到底还是语言的问题）体现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现代意义上的文本观已经初步形成，只是对于其研究的作品的语言本体，他们还没有借用语言学的“文本”概念加以阐述.不过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已在其文学研究中得到运用.但大部分俄国形式主义者所利用的语言学是前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一些现代语言学的范畴还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所以，同其后的结构主义相比，俄国形式主义者们的语言观并不成熟、缺乏系统性。 新批评的作品观与俄国形式主义作品观并没有承接关系，它们是各自平行，相互独立地发展起来的，但是它们对传统文论的批评以及一些重要理论观点都有相似之处.在作为形式主义之一的新批评那里，作品的价值就在其本身，作品是自存自足的。新批评派对文本的分析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精致的地步，因为它以及俄国形式主义的努力，内部研究在西方文论界蔚然成风。同时，新批评派提出了“文本”概念，但是，新批评的“文本”最终指向了意义、真理。就确保文本独立性而言，新批评的文本观并没有俄国形式主义来得彻底。新批评也重视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文学，但是新批评派中精通现代语言学的人不多，他们主要从语义学角度来分析文学，因此，他们对文本的分析更多地是从修辞学方面进行的，比喻、象征、反讽、复义等概念是他们集中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新批评的本体论批评建立起的是一种文学语义学。 当形式主义发展到结构主义阶段，文本的概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在与作品的对立中，文本获得了自己的意义.结构主义文本观的核心仍然是“文本”，而且文本被作为符号系统看待，结构主义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发现文学本身的特性，而在于挖掘文学语言作为与语言密切相关的符号系统，所具备的一套潜在的组织规则.现代语言学观点和符号学作为结构主义文论的理论支点，决定着结构主义文论的基本问题和研究方法。 随着形式主义的发展，结构主义进入到了后结构主义阶段，文本不再指向任何确切的意义，成为开放的体系.“文本间性”的提出为“文本”突破封闭地位，向外扩张提供了可能，“文化”的概念进入了研究者的视线.人们逐步意识到，对文学系统内部的形式结构的分析，应当与文学怎样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起作用的研究相配合，才能获得对文学更准确、更全面的认识。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一些符号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新历史主义者和文化唯物主义者不约而同地将文学研究的视角推向了文化，把语言问题放到更大的文化范畴内加以综合研究——他们建立起了文学的文化阐释模式.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已经突破了单一的文本分析模式，广泛吸收了政治学、语言学、历史学、精神分析、社会学、哲学、人类学等学科成果，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创造与再创造。这种文化研究的模式，并不是对结构、语义、符号、技巧、形式的彻底摒弃，而是对文化与形式因素有机地扬弃与融会。在这个意义上，形式主义文论通过与文化的融合，在文化研究中获得了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