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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同其它以信息交流为目的的翻译实践相比有其特殊性。文学翻译的对象是不同于一般语言材料的文学作品,文学翻译的目的不是传递某个信息,而是生产并传播一种审美价值,因此文学翻译是一种超越单纯语言转换行为的实践活动,它同文学的特殊性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诗学是一门以文学特殊性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从诗学角度来研究文学翻译,能够揭示文学翻译不同于以信息交流为中心的翻译活动的特征,并解决中国传统译论以及以语言学、阐释学、美学理论等为依据的翻译理论无法完全解释的问题。
本论文借助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的诗学理论,采用描述性及规范性的方法,试图从诗学角度对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作出探讨,并对中国当前文学翻译研究领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作出重新审视。全文由绪论、正文六个章节和最后的结论部分组成。
在绪论中,本论文审视了当前中国翻译研究的现状,指出翻译研究在走出文本之后重新回归文本的必要性,并在充分认识到文学翻译活动同文学的密切关系的前提下,指出一种以诗学理论为依据的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性。接着,本论文分析比较了中西翻译理论界现有的种种目的及方法各异的翻译诗学研究的成果,从中归纳出我们的研究应当关注的几个重要方面,即文本的形式问题、“异”的问题、“主体性”问题和“忠实性”问题。之后,我们提出了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内容与结构。
翻译诗学研究是在诗学理论指导下对文学翻译所展开的研究。因此,本论文在第一章《西方诗学理论溯源》中简要地追溯了西方诗学理论的流变过程。通过对自亚里士多德直至20世纪的西方诗学理论的梳理,我们从中归纳出诗学研究的两条主线,即对文学创作活动的研究和对文学的特殊性即“文学性”的研究。以文学创作和文学性为中心内容的诗学研究揭示了文学的本质特征以及文学文本的价值与意蕴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学对于文学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化解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形式与意义之争,并为我们重新审视翻译忠实性等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文学翻译的特殊性在于原文本的特殊性,这个文本是个文学文本,文学性是它的本质特征。对文学性的把握和传达使得文学翻译能够区别于其它以信息交流为主的翻译活动。在第二章《在文学性中把握文学翻译的本质》中,本论文先简要梳理了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等诗学流派关于文学性的理论,指出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往往表现为由“陌生化”技法带来的“陌生化”效果。“陌生化”技法能够打破日常语言的常规表达方式,制造新奇、困难之感,迫使读者延长阅读过程,并在克服阅读困难的过程中感受到艺术的魅力。“陌生化”技法具体体现在文学作品的语音、词汇、句法、语法、语义、叙事视角等多个层面,它们决定了作品的风格。在文学翻译中,从上述几个层面入手分析作品所包含的“陌生化”手法及其所产生的特殊表达效果,有助于译者全面把握并再现作品的文学性及其风格。
文学语言不是为了传递某个单一、精确的信息,它充满联想,能够激发读者的想象,引起读者的思考。也就是说,文学作品的语义具有丰富、朦胧的特征,这种特征是作品文学性的具体体现之一。鉴于语义问题的复杂性,我们专门开辟了一章对其进行讨论。在第三章《翻译诗学语义研究》中,我们主要根据英美“新批评”流派的诗学理论,指出文学作品语义的朦胧特征主要产生于文学作品特殊的能指组织方式、语境的压力及互文性因素的影响。针对这些因为,本论文结合具体实例,尝试分析了文学翻译中减少误读、保留作品语义朦胧特征从而使文学性在翻译过程中得到再现的方法。
文学翻译的特殊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中“陌生化”手法的再现,还在于译文是一个具有自身价值的、独立的文学作品。诗学理论主张用“文本”一词来称呼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学作品。能不能成为“文本”,也就成了衡量译作质量的标准。在第四章《诗学目光下的文学翻译标准探讨》中,我们首先梳理了20世纪的“文本”理论,尤其重点考察了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指出诗学意义上的“文本”具备系统性、能产性和文本间性等特征,这些特征使得“文本”成为一种价值的体现。在这种“文本”观的指导下,本论文指出译作只有在使自身成为“文本”时,才能成为一种价值的体现,并因此在历史变迁中长久地保持自身的魅力。最后,本论文分析了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的关系,指出只有译者普遍以生产“文本”为已任,一个国家的翻译文学才得以建立和发展起来,并在该国的多元文学系统之内占据一席之地。
文学翻译实践离不开一定的方法。中西翻译史上历来存在着“意译”与“直译”的争论,而“直译”在论争中往往是备受苛责的一方。为了澄清传统对“直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字翻译”的颇多误解,在第五章《论“文字翻译”的多重维度》中,我们就“文字翻译”问题展开了具体探讨。我们否定了将直译等同于死译的传统观点,并在海德格尔、罗兰·巴特、热奈特以及梅肖尼克等人的诗学理论的支撑之下,揭示了“文字性”——即文字只表达其字面意义这种特征的本质,并强调了这一认识对重新理解“文字翻译”这种翻译方法的重要意义。最后,我们通过考察夏多布里昂等人的翻译理论和实践,揭示理想的“文字翻译”不但不是一种原始、机械的翻译方法,而是一种具有诗性、哲学性、伦理性等多重维度的实践活动。
进行翻译理论研究,尤其是文本内研究,“忠实性”问题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传统对“忠实性”的研究往往无法摆脱形式、意义二元对立的矛盾。在第六章《翻译诗学忠实观:两种“节奏”的和谐对唱》中,我们根据巴赫金等人的诗学理论,否定了形式、意义二元对立的机械观点,具体、理性地分析了文学作品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重点介绍了由法国翻译理论家梅肖尼克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忠实观。后者建立在对形式、意义关系的辨证认识上,以新颖的“节奏观”为核心。这里的“节奏”不再是传统修辞学意义上外在的格律,而是文本意义与形式的内在组织方式,是文本特殊性与价值之体现。强调对文本“节奏”的忠实,即是强调对文本的价值的忠实。这种新型的忠实观有利于调和传统的形式与意义对立的矛盾,将文学翻译从一种两难的忠实观中解放出来,从而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最后,我们回顾了整篇论文的论述过程,并得出以下结论: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在于对作品“文学性”的把握和再现；文学翻译活动生产的是一个诗学意义上的“文本”；文学作品的文字是形式与意义的统一体,它体现了作品特殊的能指组织方式,诗学目光下的“文字翻译”即“直译”因而体现出诗性、哲学性、伦理性及文化层面的多重维度；文学翻译中的“忠实”是对作品形式、意义的统一体即作品“节奏”的忠实,“节奏”体现了作品的特殊性及其价值,对“节奏”的忠实实现了翻译诗学与伦理学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