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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传统与现代交替的村庄中,面对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件,农民利益表达和价值观念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随着村庄公共事务的不断拓展,农民利益表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合法接近渠道趋于多样化,但利益表达的效率低下且组织化程度低。与此同时,农民价值观念亦进入了“多元并存,新旧交替”的阶段,民主观、公正观、信任观、效率观的现实呈现程度较高,法治观、自由观等价值观念多处于潜隐状态,价值共识和体系化程度均较低。农民利益表达与价值观念之间呈现为相互影响的关系,价值观念的变迁必然引致农民表达方式的变化,不同的价值观念也必然伴生不同的表达方式;利益表达体制的变革、接近渠道的涌现以及利益综合的结果又反过来影响了农民价值观念的变化。村庄公共事件中农民利益表达与价值观念的关联变迁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以传统向现代转型进程中的湘北邵村与鄂南木村作为样本村,以村庄近3年的公共事件为考察对象,依据农民利益表达与价值观念之间内在逻辑构建理论框架,通过对核心变量的情景化表达设计调查量表。收集调查问卷与个案访谈的资料数据,运用归纳法和事件描述法分析访谈资料,运用spss分析数据。在全面了解农民利益表达与价值观念现状的基础上,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得出实证研究结论。结合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以期通过农民利益表达与价值观念的良性互动来引导和提升农民价值观念。主要研究结论:(1)在特定村庄公共事件中,农民利益表达体系和价值观念体系的现实呈现程度均具有显著的差异性,这种现实呈现程度会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状态。(2)农民利益表达与价值观念之间总体上是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优化两者的良性互动有助于提升农民价值观念。(3)价值观念中的民主观、信任观、效率观对利益表达有正向促进作用,公正观因为在近3年公共事件中不具备典型性而未进入回归模型。(4)利益综合、合法性的接近渠道、行为主体性对价值观念有正向促进作用,强制性的接近渠道因为被严格限制而很少出现而影响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