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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对外开放是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前提，也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是推动我国迈向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内在需要.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构成了金融开放的主要内容之一.2014年11月正式实施的“沪港通”交易制度被是为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一步.对于提高我国资本市场效率、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关于资本市场开放带来的经济效应和市场效应，多数学者从资本市场定价、信息透明度、股价波动性等资本市场角度展开研究，从不同角度得出了资本市场开放同时具有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但是，现有研究大多从资本市场这一宏观层面出发，鲜有学者研究资本市场开放对公司治理等微观层面的影响.“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为进一步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治理等微观层面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准自然实验场景.企业风险承担作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对加快社会资本积累和提升企业价值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拟通过考察“沪港通”交易制度实施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资本市场开放对公司的治理效应.为我国“沪港通”交易制度实施的积极效应提供理论依据，对促进企业长远发展和深化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提供借鉴效应.
本文以“沪港通”这一准自然实验为切入点，使用手工搜集的“沪港通”企业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Dinference-in-Difference)检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1)“沪港通”交易制度实施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得到显著提高;(2)机制研究发现，“沪港通”交易制度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减少代理问题来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3)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分析师跟踪人数多的公司，“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更能够提高分析师跟踪人数少的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沪港通”交易机制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低以及内部控制质量低的公司中显著，而在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高和公司内部控制质量高的公司中不显著.
相较于以往的研究，本文将资本市场开放的研究视角拓展到公司治理层面——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不仅提供了“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在微观层面具有积极效应的证据，还对“沪港通”开放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机制展开了更深入的探讨。同时，就实务界而言，本文的研究对持续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对内对外开放、督促企业完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以“沪港通”这一准自然实验为切入点，使用手工搜集的“沪港通”企业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Dinference-in-Difference)检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1)“沪港通”交易制度实施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得到显著提高;(2)机制研究发现，“沪港通”交易制度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减少代理问题来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3)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分析师跟踪人数多的公司，“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更能够提高分析师跟踪人数少的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沪港通”交易机制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低以及内部控制质量低的公司中显著，而在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高和公司内部控制质量高的公司中不显著.
相较于以往的研究，本文将资本市场开放的研究视角拓展到公司治理层面——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不仅提供了“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在微观层面具有积极效应的证据，还对“沪港通”开放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机制展开了更深入的探讨。同时，就实务界而言，本文的研究对持续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对内对外开放、督促企业完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