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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1640年-1715年），其作品《聊斋志异》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短篇小说著作，成书于18世纪初。全书共491篇，内容十分广泛，藉人狐鬼魅的描写，来抒发他长期以来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封建统治制度的孤愤之情，并揭示及讽刺当时腐败、俭财的政治及官僚社会。《聊》在我国小说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且深受中外评论家、学者和读者所喜爱。多次被翻译成不同国家文字，包括有英、法、俄、德、西班牙、日本、蒙古等不同文字译本，约有廿多种。而英译本，也有超过五十多本。 尽管翻译《聊》的活动非常活跃，但对《聊》译文作出研究和评论的数目却远不及对其原著内容、写作特色或作者蒲松龄等方面作分析研究和评论的数目。而且在所有对《聊》英译文的研究和评论中，很少涉及对其英译本故事篇名翻译策略的比较研究。 事实上，译好书名和标题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一个故事的篇名也往往是故事的核心，它或是点明了故事的主要情节，或是指出了故事的核心人物。对于译本而言，篇名所负载的已不仅仅是这些，还显现出不同译者的个人特色，对故事的整体认识和评价，以及为达到某种翻译目的而在翻译策略上作出的选择决定。 有人说翻译难，而标题、书名的翻译或许算是难中之难。严复所言“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用在这里是非常合适不过了。既然标题、书名的翻译这么难，那么《聊》译者在翻译故事篇名时所作的翻译策略选择情况是怎样？本文正是要对此作出初步的研究。 本文着重对分别由翟理斯(Herbert Giles)及闵福德(John Minford)翻译的两个《聊》英译本中处理故事篇名时所选用的翻译策略进行比较研究，以找出两译者在使用译策方面上的异同点。选择这两个英译本的原因是由于翟理斯的节译本及闵福德的节译本的故事数量较多，分别有164个和104个，其中，共有30个故事是相同。 本文借用了功能翻译理论中的功能目的论来说明造成两位译者偏重或较少使用哪些翻译方法的原因。功能目的论的创始人是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汉斯·弗米尔(Hans J.Vermeer)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倡。目的论的出现反映了翻译的全面转向，即由原来占主导的语言学及侧重形式的翻译理论转向更注重功能和社会文化因素的翻译观。翻译对目的论来说不再视为解碼过程，而是一种特定的人类行为形式。根据该理论的最高目的法则，翻译策略和方法由译文的目的来决定。故此，从目的论的角度对故事篇名的翻译进行分析，来研究两译者在翻译策略选择上的情况。并且通过统计手段，透过对每一种故事篇名所采用的翻译方法的量的描述，以及对每一译策的使用比例进行比较，结果显示译者倾向采用特定某些译策来处理某类型故事篇名，而这种倾向一定程度反映出受译文的目标读者所影响。 众所周知，《聊》是部篇目众多的文言短篇小说，它的故事篇名虽然短小，却往往是全篇内容的结晶，起到了点明人物、情节和环境，揭示作品内容和主旨的重要作用，给人以启示和联想。本文参考了王建平有关“《聊斋志异》中的篇名与命题特色”的研究成果，将《聊》故事篇名分为六大类:(1)以人物姓名、称呼、姓/名+身份来命名;(2)以事件尤其奇闻异事来命名;(3)以动植物和怪物名来命名;(4)以物品、用具来命名;(5)以时间、数量、地点（场所）等来命名;(6)以身份（包括官职、职业、性别、封号、绰号、别号等称谓）来命名。 透过对各主要翻译策略和方法的特性进行分析研究和举例说明，以及对两译本篇名翻译的客观分析，结果发现两译本都不同程度地单独或结合使用了以下六种翻潭策略和方法:(1)音译;(2)直译:(3)增补/删减;(4)地道翻译;(5)意译;(6)改写/另译。 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及第二章，第一章主要介绍本论文的研究方向，以及回顾一些相关研究。第二章主要介绍《聊》及其作者和两译本的译者及其译本。第二部分包括第三至第五章。第三章主要是概述功能目的论，以及论述译者一般为达不同预设的译文目的/目标读者而选择各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来处理书名/标题。第四章则介绍和举例说明各主要翻译策略和方法的一些特性和应用。在第五章，首先是对两译者在处理故事篇名时所应用的翻译方法进行量的研究，然后从功能目的论的角度来比较分析两个译本在使用译策上的异同点，以探究目标读者影响译者在选择译策上的决定。本文的第三部分为第六章，内容主要是概述整个论文，并总结其成果和指出其不足之处。透过作者的客观分析和比较，发现两译者在面对各自预设的目标读者和为达致不同的翻译目的，他们各自选择了认为最为适当的翻译策略来处理不同类型的故事篇名。 就翟理斯而言，其译文的目标主要是吸引当时的国内读者和传递中国的文化。他关注译文读者，且考虑到在两种文化间的交流尚处于低级阶段时，要让当时的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化产生好奇和兴趣，就必须迎合当时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所以他大幅度地运用改写的翻译手法来处理篇名，尤其大都是对那些他认为有可能引致目标读者困惑的以人物姓名、称呼或身份来命名的篇名进行改写。在六十余个涉及此类型的篇名当中，他就对其中的四十多个用了改写的翻译手法来处理。另一方面，当在处理其它如事件、物品、时间、动植物等类型篇名的时候，他又主要地运用了直译的方法来处理，并在认为必要的时候又配以增补/减省的手段，来保留原文篇名的表达形式的同时又能强化译名的可读性。 从闵福德使用翻译策略的倾向情况来看，他同样是主要地以直译方法来处理以事件、物品、时间、动植物等来命名的故事篇名，并用改写的方法来处理以人物姓名、称呼或身份等来命名的篇名。有所不同的是，闵福德使用直译的比例比翟理斯的使用比例高出超过l0％，这种情况在两译者翻译30个相同的故事篇名时也有超过6％的差别。虽然闵福德的目标读者也是一般英语读者，然而由于这是全球信息交流活跃的时代，随着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让翟理斯时代很多英文读者不很了解，甚至全然不知的文化因子，逐渐走入了英语的表达范围，进入了英语文化。故此，他更倾向使用直译来翻译那些不容易造成误解或歧义的篇名，这样可以忠实且有效地传递了原篇名的特色之外，又可以有效地吸引译文的预期读者。另外，闵福德使用意译方法来处理篇名的比例也远超于翟理斯的使用比例。那也是由于他明白到随着时代的进步、翻译艺术不断完善，要成功吸引目标读者的注意力，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就必须有更新和更符合时代的译文来满足他们要求，并且增加他们熟悉和喜闻乐见的故事篇名。这也反映出面对不同时期的预期读者，译者们就必须运用他们认为最为适当的翻译策略来处理不同类型的故事篇名，以满足各自的目标读者的阅读心理、接受能力和要求。此外，不像翟理斯那像，闵福德也甚少使用其它如增译/减译、地道翻译和音译等被视为有助目标读者对原篇名的了解的译策。他这种利落和果断的处理手法，明显是从阅读效果出发，利用简明扼要的篇名来吸引译文预期读者。他注重读者反应更甚于对原文的知性传递，而他所采用的基本策略也是在为此服务的。 以目的论来解释和指导书名/篇名、标题翻译，其优势在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书名/篇名、标题翻译的目的性本质，明确书名/篇名、标题翻译的意图，使译者能通过综合考虑目标读者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的意识，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方法来完成书名/篇名、标题翻译的目的性行为。在此研究里，由于运用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和例子来作论证，故对研究出来的结果有一定的支持作用。并且，对日后译者在处理所预设的目标读者之译文书名、故事篇名、标题时起了一定的参考作用。 然而，由于在分析两译者选用不同翻译策略来处理各篇名时必定掺杂了本作者的个人观点和想法，故在篇名的译策分类上可能会有偏差或有别于本作者的不同看法，继而有可能引致得出的数据出现误差。在此，本作者对有可能出现的误差表示深感遗憾，并希望将来有更多的学者在这方面有更深入和透彻的论证和研究，以便为日后的译者在处理预期译文书名、故事篇名、标题方面提供更明确和有效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