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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1961年是美苏冷战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全方位冷战对抗的关键时期,也是美国国内冷战机制和话语体系的全面建构时期。为了反击所谓的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反美主义”和“中立主义”对其利益与声誉构成的严重威胁,美国利用形象修辞和反共因素推动了公共外交的发展及其机制变迁,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公共外交活动,以期强化全球受众对美国身份与利益的认同,进而赢得冷战的胜利。迄今为止,随着冷战史研究的推进和软实力建设重要性的日益凸显,学术界、尤其是国际学术界对文化冷战的研究方兴未艾,有关冷战时期美国对外宣传、公共外交和国家形象塑造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是总体而言,国际学术界偏重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而且具有鲜明的西方话语色彩。国内有关美国文化冷战还只是刚刚起步,有关美国公共外交和国家形象塑造问题的战略思考,实际运作及其效果评估的尚待进一步研究。本论文在充分参鉴前人研究成果,特别是国外学者近十年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依托美国政府解密文件参考系统(DDRS)和国会文件集数据库、FRUS等各种途径获取的档案文献,聚焦冷战前期(1947-1961)美国为适应反共需要而全面推进的旨在塑造美国国家形象的全方位公共外交与对外宣传,并尝试从冷战——形象政治、心理学、社会文化学等新的视角全面揭示这一主题,尤其对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系统考察。论文正文分为四个章节,各章内容和中心观点概括如下：第一章探讨了国家形象视野下这一时期美国公共外交的演进及其机制变革进程。自二战结束至60年代初,超级大国美国面临着特定的历史环境,秩序、价值与国际格局都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美国政府认定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反美主义”和“中立主义”对其利益与声誉构成了严重威胁,错综复杂的战略环境为公共外交提供了合法性的理由。美国信息官员利用形象修辞和反共因素推动了公共外交机制的变革,以更好地塑造美国形象。这一时期先后通过《富布莱特法案》、《史密斯——蒙特法案》和《富布莱特——海斯法案》,为公共外交常态化提供法律保障。新闻署独立后充当美国形象的主要描述者。公共外交最终完全被纳入冷战轨道。第二章论述了美国“和平”形象的塑造。自战后以来,由于法西斯敌人被消灭,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矛盾再次凸现,两国之间的敌对关系日益强化。美国政府一再歪曲苏联的“侵略扩张”是导致“世界紧张的根源”,将共产主义斥责为“红色殖民主义”。特别是斯大林去世以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联发起大规模的“和平反攻”,发表了“和平的机遇”和“原子为和平服务”两场演讲,并且利用公共外交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解释行动。在核裁军问题上,美国政府以“开放领空”为噱头,与苏联大玩心理宣传战游戏,但在世界舆论和苏联政府的压力下,被迫坐到谈判桌上,与苏联最终达成了象征性的限制核试验协议。这些活动表明美国力图从和平的层面建构冷战话语,将原子作为实现对外政策目标和霸权理想的一种工具。在这种冷战话语体系中,美国力图将自我塑造成为“世界和平的捍卫者”,而将苏联贬斥为“世界战争贩子”,以维持美国领导“自由世界”的正当性,团结所谓的“自由世界”,最终赢得冷战的胜利。第三章考察了美国如何塑造“自由”、“民主”与“富足”的美国形象,以集中诠释美国核心价值体系。在美国形象话语结构中,“民主”、“自由”、“富足”、“变革”、“发达”都是其核心要素。美国政府利用广播电影电视、图书、展览等手段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包装与宣传,发起的具体活动则有宗教宣传、“人民资本主义”、莫斯科美国国家展览等。其中,既有常态性的描述,也有危机应对式的反应,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太空竞争对美国形象的冲击及其修复举措。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美国政府还将美国式意识形态以“普世价值”的面貌呈现出来,设法推动世界美国化。第四章探究了美国工人、女性、黑人等特定社会群体的形象塑造。美国政府注重刻画社会公共群体的形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国际声誉不仅依赖国家的实力,而且还取决于其国内生活的结构；(2)共产主义世界对阶级、性别和种族话语的革命性阐述,使美国备感压力；(3)第三世界进步力量的崛起以及美国民权运动的勃兴,美国种族问题备受世界关注。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经济繁荣,工人群体享受着中产阶级的优越生活,他们“自由”而“富有”,美国才是真正的“工人的国度”；同时将女性群体置于工作、家庭、社区和社会四个领域之中,强调她们珍视民主,重视家庭,乐于奉献,过着平凡而富有意义的生活：在美国黑人问题上,美国始终将种族关系置于进步的历史视角之中,强调美国种族关系“不断地迈向平等”。综论部分在前述各章的基础上,综合论述了冷战时期美国公共外交的价值与限度、美国国家形象塑造的主要内容、特点与效果以及冷战、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塑造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苏联形象修辞的刺激与美国政府对自我身份的追求相结合,最终推动了美国形象修辞的“冷战化”。冷战既为公共外交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言辞的战场”,也成为公共外交机制整合的最大推手。因此,这一时期美国公共外交具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在组成部分。第二,高度机制化。第三,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进攻性。第四,从宣传和公共外交的双轨运行到公共外交的最终确立。由于公共外交本质上追求的是心理认同,因而美国公共外交的有效性由于如下三个方面的制约而大打折扣：首先,单向度的强势灌输易于遭到对象国的反弹。其次,关于公共外交机制的官僚倾轧仍然存在。最后,很难解决全球性主题与地区性差异之间的冲突。美国形象塑造体现出如下明显的特征：从主体内容设计上看,美国形象塑造明显按照战略、经济、社会文化三条主线同时行进；从运作手法来看,美国形象塑造模式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对立,即注重通过反击“反美主义”和塑造共产主义的“邪恶形象”以反衬自我形象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体现出了“反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话语特征；从实施策略来看,美国形象是一种选择性塑造；从反应方式来看,美国形象既有常态性的描绘,也有危机应对性的公关。但是,由于形象话语本身就是精心修饰的言辞,它的客观公正性受到很大的制约。一方面,自我描述并非相互交流,获得受众的认同需要时间。另一方面,自我建构与他者认知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由于美国在国际事务上奉行殖民主义与霸权主义行径,它所建构的“反殖民主义”形象带有极大的虚伪性,因而是脆弱的。关于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塑造的关系,文章认为,公共外交在交换思想、沟通信仰、交流文化、传播价值观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逐渐成为战后世界众多国家塑造自我形象的重要工具；国家形象认知与塑造对该国全方位的文化活动又具有整合功能,因此,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是密切互动的,前者是后者的主要依赖手段,后者是前者要实现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