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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末年社会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朝廷权臣当道，政治腐败。在这种现实环境之下，作为理学家的真德秀继承并发展了二程、朱子的心性之学，主张以“正人心”来“正”社会秩序。真德秀“正心”说与其自身的政治实践密切相关，是对宋儒心性论空疏之弊的矫正，致力于理学经世。 真德秀尤为重视“心”的道德属性，强调“心”是仁义礼智之主宰，道德修养的关键在于“正心”。此外他还指出“心”的本然状态即《中庸》所言的“不偏不倚”的“未发”状态，即是指“心”在应事接物之前没有受到主观判断影响的状态。但是“心”作为知觉本体，在发用过程中容易受到“形气之私”的影响而不再纯正，所以“正心”也就是对“心”之本然状态的回归。在此基础上，真德秀提出了“穷理持敬”作为“正心之方”。穷理即是穷心之实理，明义理之精微；持敬则是内在保持心之清明虚静，外在保持容貌端庄。只有二者兼修，才能“致尽心之功”，达到养心、正心的目的。 真德秀的“正心”说继承并发展了程朱的心性工夫论，旨在实现理想人格的培养，希望通过帝王与士大夫的道德实践来进一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具有明显的经世化特点。虽然真德秀也著有《心经》，但是与佛家之《心经》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正心”说这种由理论到实践，由内圣而外王的路径具有鲜明的儒家特色。这一理论不仅是对儒家礼学实践性的回归，而且促进了帝王修身与治国双重目标的完成，并发展了帝王经世之学，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