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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是关系到企业存续、发展的重大决策问题，企业投资理论也一直是广受学术界的关注。但在实际投资中，由于市场的不完备和公司高管人员的有限理性，企业经常会出现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情况。传统的金融理论一般是从委托代理、信息不对称问题和财务考核/激励不当这两方面来解释企业的投资扭曲。但是大量的心理学实验和实证研究表明，大部分人倾向于相信自己“优于常人”，而且人们对不确定的事情会产生“控制幻觉”，通常会高估获得成功的概率，人们经常将成功归因于他们的行为，而将失败归因于运气不好，这就是所谓的“过度自信”。过度自信是一种认知偏差，它与对比对象、可获信息多少、任务难度等方面息息相关。相关的理论文献证明了公司的高级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更强，这种心理大多源自高管人员的控制力幻想、对工作的兢兢业业以及比较高管工作绩效的困难程度。对于我国公司高管人员来说，在中国社会的这种集体主义特征下，他们的过度自信程度可能更强。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Roll(1986)、Heaton(2002)、Malmendier et al.(2005a，2005b)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陆续将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指标引入到研究企业投资的模型中，试图用它来解释投资扭曲的现象，这些学者们的研究表明了公司高管人员的过度自信可能会带来公司的过度投资，过度自信高管的公司投资行为对现金流更加敏感。我国关于行为金融理论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关于过度自信对公司投资决策影响的实证文献也比较少，代表性的文献主要有郝颖等(2005)、王周伟(2006)、王霞等(2008)等。 在对国内外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综述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三条待验证的研究假设，分别是:(1)过度自信的高管会增加公司投资;(2)内部现金流较充裕时，过度自信的高管更会增加投资;(3)在规模较大的公司里，高管人员的过度自信程度更大，且其投资决策对现金流更加敏感。对于高管过度自信指标的选取，本文借鉴郝颖等(2005)的衡量方法并结合中国资本市场2006-2009年的运行情况进行了合理的改进，以管理者持股数量变动情况作为衡量我国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的指标，构建了投资模型。该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投资增长率，解释变量有过度自信指标、现金流敏感性指标、净现金流量、企业投资机会变量、企业规模变量以及公司治理水平变量。本文以2006-2009年我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113家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统计性描述、相关性分析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研究高管人员过度自信和投资支出之间的关系。之后，本文将景气指标（等于企业景气指数-企业家信心指数）作为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的辅助性指标，从另外一个角度描述和分析我国公司高管人员的过度自信情况，并将回归结果与前面的模型结果进行对比。 通过统计性描述、相关性分析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本文发现: 1.在所研究的时间区间内，我国企业高管人员对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行业发展趋势和本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都普遍抱持乐观态度，而且大多数被调查的高管人员会认为自己所在企业的表现将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体现了我国高管人员过度自信的倾向。 2.我国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程度与企业投资水平并非呈正相关关系，考虑到投资失败有可能减少自身的未来报酬，过度自信的高管的投资行为似乎更加谨慎。 3.过度自信的高管在做投资决策时对现金流有强烈的敏感性，若存在充沛的现金流，过度自信的高管会倾向于增加投资，这种行为的原因在于:过度自信的高管认为市场低估了公司发行的风险证券，因此公司会利用现金流而不是在资本市场上融资来进行投资，避免公司的股权被稀释。 4.当现金流较充裕且面临着合适的投资机会时，规模较大的企业具有更强烈的投资意愿，规模较大公司的高管虽然过度自信的倾向更强，但现金流敏感性却低于规模较小公司。 5.虽然我国上市公司已经全面引入了独立董事制度，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国有股一股独大、高管人员二职合一的现象比较严重，独立董事的薪酬激励机制不完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独立董事制度监督制约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本文的实证结果说明了公司治理水平对投资增长的影响不明显。 由此，本文认为，高管持股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减少因高管过度自信特质对投资决策造成的扭曲。企业应加强对现金流的管理，避免高管滥用多余的现金流进行负收益的投资。企业应自主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提高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并赋予其一定的职权，促进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使得独立董事制度对管理层的投资决策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 本文将“过度自信”因素纳入到公司投资决策的模型中，通过选取合适的过度自信衡量指标，研究过度自信的高管人员如何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这在理论上充实了行为公司金融理论体系，对投资模型的进一步拓展和后续研究打下基础。在现实意义方面，本文的研究结果将对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有益的参考，有助于企业加强相关制度政策的建立，有助于高管人员克服过度自信的情绪，减少投资决策的失误，提高投资效率。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还将验证独立董事制度和高管持股政策的有效性，并对我国公司治理的实践提供一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