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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由西方向外界扩散。到1840年,它与另外一种文明形态在东亚的舞台上相遇了,现代化强大的拓展力,使古老的中国陷入全面的危机。在这种大背景下,为了改变危局,国人对国家的未来的出路做出一系列的探索,在此过程中,自由主义逐渐引入中国。潘光旦受到清末民国初的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影响,游学美国,选择提升国民品质的优生学,以期实现自己救国的宏愿。在多年治学的过程中,潘光旦以自己特有的优生学的视角,对民族品性和社会现状展开一系列的反思,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人文与生物互动的人文生物学说,人与环境调适的位育学说、以及对人价值的重视的人文思思想。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国民性问题、学科分化支离、填鸭式的教育、人格的蔽陋,逐渐以潘氏独特的方式被认识和凸显。在此过程中,自由逐渐进入潘光旦的视野,在融合其先前思想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的自由思想。在其自由的思想中,自由的人格居于核心的地位,并以其为轴心,向下推演出“明”、“恕”、“节”等自由环节,向上推演出社会和民族层次的自由的构建,最终形成了以人格自由为核心,包含个人、社会、民族等多个层次,涉及个人的自主、人与人相契,人与环境的调适等多个角度的自由思想。在具体的构建过程中,潘光旦从自己的优生学出发,对人的先天的“根柢”有特别的强调。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良民族品性的优生学方案;在对填鸭式的教育和学科分化问题的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由教育和学科汇通的思想。与其他的自由思想相比,潘光旦的自由思想有鲜明的特色。如对生物因素的强调、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化的构建,对人价值的极端的重视。但不容否认的是,其自由思想也存在若干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关于“明”以及自由价值的问题。最后,民国的时局使得其具有浓厚改良的色彩的自由思想注定无法实行,新的情境仿佛为其提供了展现自身价值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