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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增长质量有待提高,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大而不强,存在高端人才匮乏、研发能力不足以及自主品牌缺乏等问题,制造业转型升级步入关键的考验期。从发达国家经验和中国发展实践看,要保持经济增长活力,不可脱离实体经济,必须做大做强制造业。与此同时,党的十九大提出“交通强国”战略部署为做强制造业提供了重要的前置条件。如何完善交通基础设施,进一步引导产业集群,是值得深入的研究问题。本文拟以此作为切入口,为厘清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的空间非线性效应做了一定探索。搜集整理了2003-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选择公路密度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地级市层面的铁路里程数据较难收集),应用前沿的计量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的空间非线性经济影响。从理论上看,便利的交通除了能够降低运输成本,还加速了各区域之间要素、产品和服务的流动,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此外,交通基础设施因其固有的网络性,不仅作用于当地的经济活动,还能够对周边地区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便利的交通条件也可能将欠发达地区的资源禀赋转移到发达地区,不排除对制造业集聚负向空间外溢的风险。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分别应用空间面板和门槛面板模型,检验了交通运输能力对制造业集聚的空间外溢效应以及非线性门槛效应。基于上述诊断结果,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在样本期内,中国制造业集聚的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正自相关性。说明中国制造业在地级市层面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群形态。从时间维度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制造业集聚的自相关性波动上升,说明相邻地级市制造业集聚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第二,就全国而言,本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力地提高了当地制造业集聚水平。说明便利的交通条件有助于促进制造业集聚,引导产业集群,刺激经济高质量增长。但是,相邻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并不会促进本地区制造业集聚,存在微弱的负向空间溢出。第三,分地区看,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区域交通运输能力提升均有力地推动了制造业集聚,但不同地区存在一定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变量的空间滞后变量显著为负,说明在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交通条件改善加速了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企业转向中部及西部地区。第四,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与制造业集聚之间存在典型的“倒U型”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公路密度对制造业集聚产生阻碍作用的临界点为1.932。当城市交通条件发达到一定程度时,当地制造业企业过度集聚带来的拥挤效应开始显现,此时制造业企业适当分散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