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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经济全球化尽管表现强劲，但它仍是一种背景力量，也就是说，在国际社会中，它是一个环境因素，而不是一个决定因素。相对而言，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主导力量，这主要基于民族国家主权属性考虑。民族国家无奈地意识到，在经济全球化的侵蚀下，它们不得不融入到全球机制中接受约束，政府生活在国内外压力下的夹缝中。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广度和深度，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民族主义造成的，因为正是经济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对权力和利益的几百年的不懈追求，才形成了现在的全球相互依赖网络和普遍的全球共同议题。经济民族主义虽然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压制，但它仍可以进行强烈反弹，甚至一定程度上破坏和推延经济全球化进程，经济民族主义的这种力量源于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里仍然是最重要的和最有力量的国际行为体。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的核心在于经济全球化刺激了经济民族主义新形式的出现，经济民族主义内涵获得了发展。经济全球化泯灭了不合时宜的经济民族主义，却又衍生出一些新的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它们在态度上更主动地接受经济全球化的洗礼，在形式上经常以地区主义面目出现，在行动上更注重合作和团结，在政策上更强调内部整合和外部一致，从而实现了与经济全球化的和谐共融。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重新审视经济民族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它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逻辑是文章的主要任务，为此，笔者建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政治经济结合分析模式，广泛采用了社会历史分析、个案分析、全面分析等国际政治经济学常用研究方法。文章尝试着用多学科交叉思维重新界定经济民族主义，批驳了有关经济民族主义研究中的一些肤浅的、错误的、千篇一律的认识，阐释了经济民族主义的重大理论特征——重商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结合，梳理了近现代重要的经济民族主义理论，对经济民族主义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文章一方面论证了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全球化可以和谐共融，另一方面又提出了第三世界经济民族主义与国际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问题，将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全球化互动关系的研究推向更深层次。受“世界体系论”启发，文章用“半边缘”这个术语来解释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笔者认为，这些研究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和国际经济秩序的认知、民族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解释都有一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