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律师调解发展的困境及其突破

• 作 者: 何小良
• 出 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 发表日期: 2020年12期
• 关键词: 律师调解 当事人自治 制度独立性 市场化

我国律师调解兴起于本世纪初,十余年来,在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律师协会等多方力量的参与下,总体上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分别被学者总结为法院主导型、行政主导型、律师主导型。本文通过对不同发展模式的现状进行梳理和分析,总结出制度运行的独立性不足和激励机制缺位是当下阻碍我国律师调解进一步发展的两大困境。调解的自治原理表明第三方协助下的当事人自治是调解的本质形态,保障当事人通过充分自治形成合意,不仅是调解正当化的依据,也是调解各方面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的途径。虽然在理论上,自治价值是调解制度的核心追求,但在现实的解纷实践中,调解制度被寄予了更多元的功能期待,致使现代调解在总体上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一种是以分流司法解纷压力为目的的司法辅助型调解,被称为调解发展的“司法指向”,与其相配套的具体运行模式被称为“准司法模式”;另一种则旨在通过民间共同体自治,帮助纠纷当事人尽力依靠自己而不是国家力量解决纠纷,从而实现远离司法、减少国家管理、增强社会自治、促进人际和谐等理想目标,被称为调解发展的“自治指向”,其具体运行模式由于主要依靠市场的激励和调节机制而被称为“市场模式”。我国当下的调解制度呈现出单一的“司法指向”,调解自身的优势发挥不足也未能很好地满足社会解纷领域日益多元化的需求。新兴的律师调解由于自身的多项特性,其更适合以自治指向作为自身的发展定位。在自治定位下,律师调解应当增强制度独立性、进行市场化运行、推动律师调解职业化发展以及进行调解功能多元化创新。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一方面,为增强制度运行的独立性,律师调解应以律师事务所作为制度运行的主要载体,同时通过律所的业务细分实现律师调解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依据案件的不同性质实现有区分的调解运行市场化。最后可以通过源头上的质量控制,过程中的工作监督以及结果上的责任追究等配套制度建设对律师调解制度的独立运行进行有效地风险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