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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基本任务是研究和阐释曹禺“隐然”的，通过其悲剧作品体现出来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意识。论文分为理论阐释和文本分析两部分，“理论阐释”着重从理论上阐释曹禺“隐然”的悲剧美学思想；“文本分析”着重开掘“隐然的美学”研究的具体实践。 本文认为，曹禺悲剧美学思想是20世纪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学术遗产。曹禺通过其悲剧艺术作品深刻地揭示出人与文化的冲突，无情地批判“文明的缺憾”，极力讴歌“人样的生活”。曹禺通过其艺术创造所体现出来的这一“隐然的美学”具有强烈的哲学人类学性质，它远远超越了理论形态上的庸俗唯物主义美学。对曹禺悲剧美学思想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重新认识曹禺这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拓展20世纪中国文艺美学的研究领域，获得文艺美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 本文将曹禺悲剧艺术置于西方悲剧艺术发展的美学历程和中西悲剧美学思想与艺术实践的文化比较中考察，从哲学人类学的高度挖掘和阐释了曹禺深邃的悲剧意识和深刻的悲剧艺术。曹禺是个悲剧作家，更是一个诗人哲学家。他的剧作始终关怀人，以人为中心，沉思人的生活及其命运，这种沉思达到了哲学人类学的高度。他始终坚持的是人类学的而不是阶级论的理论立场和美学思想，这正是其悲剧艺术崇高之所在、深刻之所在、丰富之所在、感人之所在。 本文认为，曹禺对人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的思考一开始就是哲学人类学的，而不是社会政治学的；一开始就视人为文化的动物而不是阶级的工具。他苦苦地追思着理想人生的完满，又深深地困惑于现实人生的残缺。他以生命意识支持人对文化理性的反抗，指摘文明的缺陷及其给人带来的损害，渴 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望人能独立于文明世界之外，始终保持住丰沛的生命活力（蓬勃而野性的本能，丰富而强烈的情感，纯朴而率真的天性）。但这只能是痴心妄想，人的存在的感性形式与人的本质的文化规定之间的矛盾，使人成为文化的人质，从而否定了生命的眼光。他以道德意识支持人对历史理性的反抗，指摘历史理性的冷酷残忍，指摘它对人的压榨和扭曲。人的内心的道德倾向与历史的非道德化的矛盾，使人成为历史的人质，从而否定了道德的眼光。正是从这双重失败中，曹禹树立了悲剧的眼光，看到了天地的残忍，看到了命运对人的捉弄，因而认定人是命运的人质，必然地是悲剧性的存在。曹禹的宿命论思想、悲们情怀等作为曹禹悲剧意识的内容不是作为作家世界观的局限损害了他悲剧艺术感人的勉力和深刻的力度，而是恰恰相反，正是它们推动了曹禹悲剧艺术的现实生成，奠定了曹禹悲剧艺术独特性和深刻性的基础。可以说，正是曹禹深刻的人生悲剧意识铸造了曹禹悲剧诗人的独立形象。这不是他的局限性所在，而是他的生命力所在。 本文认为，曹禹通过其悲剧艺术作品深刻地揭示了人与文化的尖锐冲突，激情地礼赞“人样的生活”，激烈地批判“文明的缺憾”。曹禹悲剧艺术树立的“人样的生活”的美学思想具有强烈的哲学人类学性质：人道德地生活，诗意地栖居，自由地、审美地存在，实现人对文化理性与历史理性的超越，在人与文化的关系中谱写情欲（生命）之诗，在人与历史的关系中谱写情感 （道德）之诗。但人又是无法超越文化、超越历史、超越自身命运的，人就是文化的人质、历史的人质、自我的人质。悲剧无可避免地诞生在文化的迷失处、历史的迷失处和自我的迷失处，重建人与文化、人与历史、人与自我自由关系的愿望化为泡影。 本文认为，曹禹悲剧人物都不是以个性解放为旗帜，以反封建为己任的，这是由他们的生存状况和斗争目的决定的。个性解放和反封建有着现实的政治性，其目的或者是从宗教状态中挣脱出来，或者从封建意识、专制制度中挣脱出来，在人一杜会的对立中，反抗社会的压迫和剥夺。曹禹剧作主人公的精神困窘和精神反抗，使其超越了现实的政治的层面。换言之，他们所面临的是人一文化的冲突，人与现存文明的冲突，他们所要争取的不是政治的解放和现实的解放，而是精神的解放和文化的解放，是对文明缺陷的深刻不满和对人样生活的深情向往。 2 曹禹悲剧美学思想研究 本文认为，曹禹的悲剧艺术既融化了西方悲剧中悲剧精神的理念，又浸透了民族文化的道德情感，从而使其悲剧呈现出复杂的审美意识内容。 本文认为，曹禹的悲剧艺术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卓尔不群的，它给中国悲剧文学的艺术成规以猛烈的撞击，给中国悲剧文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只有把它置于中西文化的宏阔背景中，把它置于中西悲剧文学艺术的发展长链中，我们才能通过比较真正理解它的独特价值和革命意义，认识它的文化意义和历史地位。本文通过“恶劣的情欲”、“片面的人格”、“悲剧的精神”三个方面的中西方文化差异，说明曹禹悲剧艺术及其所体现的悲剧观念和美学思想在中国文化和悲剧中的独特性和重要价值。 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