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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抗战时期的记者群体为研究对象，全面考察了记者群体的构成状况、组织体系及其类型差别等，以期呈现出这一时期记者群体的整体面貌，认识到记者群体在抗战时期的种种情况，及他们在抗战时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记者群体的职业构成中，群体内部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性，他们的生活分化是比较严重的，收入和业务活动以及工作环境方面都有自身的内部差异。从成员构成上来看，多数记者较为年轻，年龄多在29岁至39岁之间。从籍贯上看记者群体具有较高的地域集中性，他们所服务的单位随不同地区有不同的集中性。记者职业的社会地位与光鲜的外表亦有相应的错位，同民国前期相比并没有很大的提高。
记者团体组织问题是记者职业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能否自觉形成行业组织并有效运行是该行业职业化形成与否的重要标志，而记者组织对言论自由问题的自发关注与自觉关注之间是存在较大差别的，这是记者群体职业化发展中的重要内容。抗战时期尤其在全面抗战之前，记者群体建立了大量的记者团体组织，如记者公会、记者联合会等。这些组织有效地健全了自己的规章制度，并依据这些制度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但同时出现了一些运行上的问题如垄断操作、舞弊等不和谐问题。记者组织的团体活动，很多是围绕抗战建国展开的，同时在维护行业利益方面这些活动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尤其是记者公会在同业内部调解中，还是处于一定的优势地位，但在跨行业交涉中往往遭遇到各种障碍，这一直是困扰记者行业的难题。
由于记者担负着传播与宣传的双重角色，早在民国初期以来，政党势力控制新闻事业已是平常之事。在抗战时期这种政治对新闻业的渗透，直接导致的是混乱的宣传战，不同派别类型的记者大量出现，宣传斗争自然是上升到极致，这种斗争在1944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时得到了体现。汉奸记者是这一时期记者行业的特殊产物，他们建立了大量团体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本文兼顾了对几个个体汉奸的研究，做到一定的典型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以期对他们做一个相对完整的表述，从而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出记者群体的状况。通过对这个时期记者群体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记者的职业化进程得到了进一步推进，其中有些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进一步继承发扬，但同时我们可以看出前进的步伐是缓慢的，暴露出的行业问题更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