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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在中国公众的心目中,一直与社会改革、妇女解放之类的观念关系密切。这在政治观念统领一切的历史时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应该说易卜生在中国的知名度,与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情势和政治有关。徐晓钟先生为了让我们看到“另一个易卜生”,于八十年代即已将《培尔·金特》搬上舞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浪漫主义色彩极浓的易卜生。的确,易卜生是一个十分立体的人物,他的有些侧面,我们一直未有深入的认识。例如,我们都知道易卜生自《野鸭》的创作之后,开始转入内心,转入神秘,往往被人们归入象征主义流派。然而,对于易卜生为什么会有这样重大的转变,以及转入内心与象征主义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等等关键性问题,却一直未作深入的探索与分析。 其实作为“现代戏剧之父”的易卜生,其底蕴和价值是极其深厚和重大的,值得我们去作深入挖掘,并由此而发现一个全新的易卜生。本文就是这样一种观念和努力的结果。由于深信易卜生的这种转向是有其时代、社会、文化、心理以及价值(道德和美学)观念上的深刻原因,本文作者试图以易卜生生活的时代、社会为着眼点,并将侧重点置于其家庭、个人成长历程、内心重大变化等与其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经历与事件;通过对于其个人生活准确把握和其间心态的复杂变化历程的深入分析,以期对处于变化之中的易卜生有一个切入内心而又以理服人的重新解读和全面把握。 故此,本文作者借用弗洛伊德主义的某些言之成理的论点,结合国外大量易卜生生平研究的成果,在认真研读和分析剧本的基础上,试图对易卜生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转向“心理现实主义”这一重大转变的历史契机和个人复杂内心过程和变化点,作深入细微的解读,从而更好地去理解易卜生戏剧创作历程上的这个重大转变的历史和心理的复杂因素,也为我们准确而深刻地解读易卜生后期那些往往使人陷入困惑的“神秘剧作”,提供一些理论的和历史的依据,使我们能更好地去解读和搬演易卜生的“心理现实主义”剧作。 本论文除前言和结论之外,分为三个大部分。第一部分:易卜生的时代:动乱与创伤,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描述和分析欧洲人沉缅于回忆,深入内心的历史与政治的原因,并且从理论的角度阐述精神分析诞生、发展的文化氛围,及其与戏剧的渊源关系,以及二者之间不间断的相互影响并同生共长的契合过程,认为二者的相互映证、相互启发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和文化的趋向;第二部分:艺术家画像:漫长的心路历程:是在西方易卜生生平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易卜生从一个考不上大学的药房学徒工,历经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