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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30年代,在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中国自传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进入了自传写作的“现代”时期。西方自传的传播对此起了重大的作用,而卢梭的《忏悔录》则被公认为是产生了最大影响的一部自传。鉴于这部自传与中国现代自传的密切关系,本文将聚焦这一现象,试图从影响研究的角度进行考察,分析《忏悔录》在现代中国(1919-1937)的译介、传播,以及中国自传者对它的选择和接受情况,从一个侧面对中国现代自传的进程以及国民心理进行审视。
自传是个体的人实现自我认识、自我表达、自我纪念的重要方式。受到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传统自传在篇幅、描绘方式、个性表现等方面都难以与西方自传相比·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学、文化思潮特别是自传的广泛传播,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个体解放、自我表现的欲望。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现代自传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出现在“五四”之后和抗日战争之前,尤其在1930年代达到了高潮。这在作品数量、文体风格、主体身份、思想内容等各个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代表着中国自传的逐步成熟。但是,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自传依然处于边缘地位。作为一种非常独特而极富研究价值的现象,它依然没有被清晰地勾画出来,系统、深入的研究还比较匮乏,尤其缺乏从理论角度进行的观照。许多重要的问题,典型如《忏悔录》与现代自传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自传的存在是自我意识的结果,并深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它与自传者的身份认定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即以此为理论依据,探究《仟悔录》在现代中国的接受及影响状况。
卢梭对现代人自我认识的重要意义,主要在于通过《忏悔录》他成了现代自我的先驱和典型.他以“日内瓦公民”身份自居,真诚、独立、平等、自由是其基本特征。具体表现在《忏悔录》中,就是大胆的自我暴露、深刻的自我剖析、真诚的忏悔意识,以及强烈的个体反抗精神。同时,作为现代自传的典范,《忏悔录》在叙述方式、文学风格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不可避免地对世界自传的写作和人们的自我认识产生影响。在《忏悔录》影响下的世界图景中,现代中国就是一个重要版块。通过梳理可以看出,在1920年代前后,《仟悔录》在中国的译介可以称得上一度出现了高潮,多个译本(张竞生、章独、汪炳琨译本)不断再版,还出现了多部(篇)评介著述,留学生对它的直接阅读也非常普遍。译介者、研究者对卢梭其人的评价和理解,除了少数情况(如吴宓、粱实秋等)基本上都比较一致,侧重其正面的形象与价值。这种境况也促成了它被广泛接受的局面,如鲁迅、郁达夫、田汉、郭沫若、欧阳予倩、吴宓、巴金、苏雪林、谢冰莹、朱湘、章衣萍、冯至、蒲风等人,这正与1930年代现代自传的兴盛相应合.
整体而言,《忏悔录》与中国现代自传的关系体现在诸多方面,并且产生了不同层面的反响。其中既有对它的积极接受和认同,又有内在的抗拒和鲜明的批判,体现了中西文化在“原罪”与“性善”、“仟悔”与“自省”方面的差异,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受“修齐治平”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郁达夫、巴金、郭沫若、吴宓这四位自传者既是独特的个案,又具有鲜明的代表性。除了共有的自我披露的勇气和“忏悔话语”外,郁达夫在自传中展露出大胆的自我剖析、自我反省及个性追求意识,是“五四”个性主义精神的表征,与卢梭精神最为接近；巴金则奉卢梭为老师,以“讲真话”为圭桌,高扬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意识,是社会责任感与启蒙精神的体现,不过这也导致他对“个体之我”的认识与表达的局限；就郭沫若而言,其自传思想、风格的不断变化就是他与卢梭关系变迁的证据,更是他身份、人格变易性的折射,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面前自我定位、个体选择的困境与矛盾；与他们相比,吴宓的独特性在于他的“反卢梭”立场,他是那些努力从道德角度批判卢梭的“文化保守者”的代表,而吴宓的内在矛盾性也暴露出在道德观念拘束下他们自我认识与定位的尴尬处境。
可以说,中国现代自传的发展历程与中国人对个性主义、个体自我的态度的变迁相关联。《仟悔录》发生影响的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人试图正视自我、改变自我的重要时期,二者的结合,产生了现代自传的兴盛局面,表现了现代中国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自我的现代觅求。但是必须承认,从宏观的角度看,现代自传的发生是多种西方文化思潮与中国文化共同影响的结果,卢梭自传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与《忏悔录》相比,现代自传体现了较多的差异性特征,如叙事描写上的传统性、“忏悔”意识的淡薄、个体与社会和国家的纠葛、自由独立精神的匮乏等。要想实现中国自传的真正现代化,同时完成现代自我的形象塑造,依然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