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例开始偏离正常范围,在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125.48,意味着我国的出生性别比例已经严重失衡。自1995年超过106之后,我国适婚人口性别比例也开始大幅上升,在2013年,这一比例达到峰值,升至111.22。严重的性别失衡,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对婚姻市场造成挤压,导致犯罪率提高,引起妇女拐卖、童婚、交换婚姻等不良现象的增加。在经济领域,也对劳动力供给、储蓄率产生影响。性别比例偏高及其导致的经济社会现象,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对外贸易上,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开始出现巨额贸易盈余,二十多年来持续扩大,虽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导致国际贸易摩擦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国内通货膨胀风险提高等问题。对于我国的贸易失衡及其引发的负面问题,中外经济学家也给予了大量关注。尽管这两个现象均长时间受到学术界关注,但鲜有学者将二者联系起来研究。目前仅有的研究表明,性别比例的增大将对国际贸易顺差的扩大产生正向影响,但无论在理论基础上,还是在实证方法上,仍需要新的研究进行完善和充实。为了深入探究我国性别失衡和贸易失衡可能存在的关系,本文在已有的竞争性储蓄理论传导机制的基础上,提出比较优势理论的传导机制,对性别比例作用与国际贸易的途径进行补充和完善。本文指出性别失衡对贸易差额的影响方向,在理论上是不确定的,需要在实证中进行检验。因此,本文利用中国的31个省份1990-2013年的面板数据,建立线性回归模型,采用固定效应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性别失衡对贸易差额的扩大有显著地正向影响。使用剔除极端样本、更改核心变量数据来源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模型回归结果是稳定的。本文还对中国东中西部的子样本进行了回归,以研究性别失衡对贸易影响的地区性差异。回归结果表明,性别比例对贸易差额在西部地区的正向作用大于东部地区。考虑到性别比例在统计过程、数据推导以及与被解释变量互为因果等方面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还使用了工具变量法,对模型进行了有效地估计。使用医疗卫生条件和干部比例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本文发现性别比例对贸易顺差的正向影响依然是显著的,排除内生问题后,其影响程度有增强趋势。实证分析最终表明,贸易失衡程度随着性别失衡的加剧而增大,与已有研究结论相同。最后,本文针对如何解决我国严重的性别失衡问题,以及如何有效阻断性别失衡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