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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环保意识随着收入的增加不断提高，加强了对环境的管制。一些学者认为发达国家的环境管制会加大污染型企业的生产成本，促使污染型产业向环境规制相对宽松的不发达国家逃逸，将不发达国家变成“污染避难所”，而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持吸引FDI的竞争优势，竞相放宽环境规制。对“污染避难所”假设各国学者各抒己见，发展中国家是否将本国宽松的环境规制作为一种比较优势，吸引发达国家工业FDI，这一问题至今没有定论。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为吸引FDI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2005年吸引FDI603.25亿美元，成为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FDI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在促进我国产业升级，创造就业方面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同时环境问题也凸现出来，污染已经大大超出环境可容忍度，为此我国政府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希望能减少工业活动对环境的污染。我国环境规制的宽松度是否对FDI起到了调控作用，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这里利用1985-2004年二十年间的数据，通过SPSS统计软件，对我国环境规制宽松度与FDI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由于环境规制是不可测量因素，所以综合以前学者的研究，本文选取废水排放达标率作为环境规制宽松度的衡量指标。利用最小二乘法对多元线性模型进行回归，得到的结论是二十年来我国环境规制的宽松度对FDI并没有显著影响。
我国的FDI接近80﹪分布于工业部门，而工业部门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理论上FDI的这种产业结构对环境规制宽松度较为敏感。但缘何SPSS分析的结果与理论大相径庭呢?
本文试图从环境规制的角度寻找答案。虽然近年来我国环境规制的水平有所提高，某些环境状况有所改善，但是这些改善主要依靠环境治理投资的增加，2004年污染治理资金使用是1999年的两倍，而且这部分费用基本上是财政拨款。除去事后国家治理部分，我国环境规制的标准及执行力度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也超出了能影响FDI利润水平和投资决策的范围。污染型FDI在中国支付的环境成本，远不及在发达国家受到的经济和法律上的制裁，与我国广阔的市场带来的巨额利润相比更是无足轻重。
如果不改变我国环境规制“重治理轻预防”的落后结构，即使政府再加大环境治理投资规模，也无法阻止污染型FDI对我国的“生态倾销”，我国政府对国际社会做出的环境上的承诺是无法兑现的。
在对环境规制与FDI之间关系的研究中本文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选用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是否能准确衡量我国环境规制的水平还值得商榷；计量上，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在数据收集上，可分析的数据年份较少，样本量不足可能会造成线性回归结果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