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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内地会对西北穆斯林的传教活动,上起1876年内地会传教士进入西北,下到1951年传教活动结束。以往的内地会研究对此已有涉及,但存在论述不系统、不全面且不深入,核心史料严重缺乏等不足,同时近代中国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关系的研究存在两头强、中间弱的问题。基于此,本文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既可以弥补内地会研究的不足,还有助于加强近代中国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关系的中观研究。全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首先介绍选题缘起、以往的相关研究,本文研究的意义、内容与研究方法。其次介绍内地会的历史及其在西北基督教传播史上的地位、其它差会在西北穆斯林中所开展的活动,为本文主题提供背景性知识。从中可以得知,内地会的内在特质与穆宣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内地会的政策对穆宣活动的开展产生积极影响,内地会在近代西北基督教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西北穆宣的一支主要力量。第二至六章是本文的主体,对整个传教活动的过程及社会事业进行完整而系统地阐述。早期传教士主要是在巡回布道的旅行和传教站宣教工作中了解西北穆斯林,并开展传教尝试。在具有初步传教经验的基础上,内地会传教士开始探索穆宣的技巧,提出派遣专职穆宣传教士、穆宣工作需要专门化等主张,并向专职传教士提出技能要求。经过一段探索期后,内地会中的胡进洁、胡立礼开始重视穆斯林宣教工作,将穆斯林作为其主要传教对象,在20世纪初成长为内地会第一代西北穆宣传教士,其所在的迪化、西宁分别成为向新疆、青海穆斯林传教的中心,并有1名穆斯林受洗。这标志着内地会对西北穆斯林传教活动的兴起。在1911年至1926年间,传教活动获得较大发展。1918年成立的甘肃穆斯林委员会让传教活动朝系统、有序的方向发展；1926年专职传教士由理想变成现实,成为这场活动获得发展的重要标志。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博德恩、金品三、濮马可、安献令、海春深、贾兰珍、贾素珍、马尔昌等一批对穆斯林宣教工作感兴趣的传教士,形成了兰州、迪化、西宁、徽县、河州等一批穆斯林传教中心。1927年传教士的撤退虽对活动造成消极影响,但随后传教士的返回,一批新传教士的加入及新传教中心的形成,让传教活动的规模不仅得到恢复而且获得进一步发展；在此期间(1927至1935年)出现14个穆宣中心,至少有37名对穆宣感兴趣的传教士,同时对穆斯林妇女的传教工作表现活跃。1936年内地会传教上开始从新疆撤出,这标志着内地会对西北穆斯林传教活动开始衰落。退出新疆后,内地会对西北穆斯林的宣教活动集中于甘宁青地区,此时(1936年至1951年)持久的穆宣中心只有兰州和西宁,对穆宣感兴趣的传教士锐减及后继乏人的现象表现突出,同时,有的专职传教士工作地点变化多端,且要兼顾非穆斯林的宣教工作。该活动虽努力维持,但因政治因素而不得不于1951年结束。中国传道人参加了这场传教活动的全过程,并且随着活动的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道人参加穆宣活动的方式即辅助传教方式、联合传教方式、独立传教方式、自主传教方式等相继产生。可见,这场传教活动固然以西方传教士为主,但中国传道人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内地会出于穆宣目的而兴办的社会事业主要有博德恩纪念医院、河州医院以及围绕穆宣所进行的文字宣传和翻译出版。此外,兴办的目的虽不是穆宣,但与穆宣相关的还有兰州麻风病医院、圣光医院、众多的诊所等医疗机构,西北圣经学院、西北灵修院等教育机构以及在天灾人祸中所开展的慈善救济活动。最后一章是本文的结语。这场传教活动对西北穆斯林与内地会传教士均产生深远影响。在西北穆斯林而言,穆宣活动虽未让他们大量改宗,但给他们造成威胁,这种威胁没有激起他们集体暴力反教的举动,而是被转化为他们进行宗教、教育等方面革新运动的动力,从而对西北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内地会传教士而言,穆宣活动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情结,形塑了他们的命运,有的成为穆斯林研究专家或穆宣专家,有的为此贡献一生乃至生命,有的则数代人投入其中,还有不少身上打上西北穆斯林生活习性的烙印。此外,这场传教活动在客观上为中西交往与认识提供重要途径,有助于当时西方学界扩大汉学研究范围,并为今天认识近代西北穆斯林留下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