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证券市场经过15年多的发展,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证券市场规模的壮大、市场运行的规范、市场创新的深化、投资者队伍结构的改善以及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价值投资逐渐成为市场的主导投资理念,公司基本面开始成为股票估值的重要因素,在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nitialpublicoffering,IPO)中,基于公司内在价值评估的各种估值模型则在实践中逐步得到应用。
有效市场假说是现代财务和金融理论的立论基础之一,对证券市场有效性的判断,关系到证券估值模型的选择与应用。以上海A股市场自2000年初至2005年5月31日的交易数据作为分析对象,运用游程检验、相关检验和正态性检验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统计检验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基本属于弱式有效市场,但出现了向半强式有效市场过渡的迹象。根据有效市场假说,如果证券市场是有效的,那么证券价格就是市场对该证券全部信息及时无偏的估计,由此,对中国股票市场有效性的判断,构成了中国股票市场上内在价值评估模型的基本适用条件之一。
上市公司股票IPO定价与相应的股票发行制度之间相互关联。在我国,股票IPO长期以来采取固定市盈率的行政定价发行方式,2004年12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试行询价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及配套文件《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18号》,就出台IPO询价制度作出安排。随着新股询价制度的推出,中国股票IPO向市场化方向迈进,IPO定价越来越依靠于公司内在价值的评估,这对估值模型应用构成强大的市场需求。
折现现金流估值模型(discountedcashflow,DCF)是公司股票IPO中广为运用的模型之一,它又可分为股利折现模型(dividenddiscountmodel,DDM)、股权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freecashflowofequity,FCFE)、公司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freecashflowtofirm,FCFF)。在比较各种估值模型适用性及其优缺点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三阶段公司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即三阶段FCFF模型是中国股票IPO估值模型的实用选择。因为,一般来说,上市公司在IPO以后都会经历高增长的初始阶段、增长放缓的过渡阶段及最终趋于稳定增长阶段。三阶段模型结合了两阶段模型和H模型的各种特征,接纳了高增长初始阶段、增长放缓的过渡阶段以及最终的稳定增长阶段。其次,在公司股票IPO之前,其账面上的负债率可能过高或过低,过高原因是公司融资的唯一来源是债权融资,导致负债率过高;过低的原因在于,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中,非上市公司(尤其是中小企业)很难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不管哪种情况,公司在IPO以后,都会逐步朝着较合理的负债率回归,而三阶段FCFF模型较为适合负债率高或正在改变其债务结构公司的估值。
在FCFF估值模型的应用中,加权资本成本(weightedaveragecostofcapital,WACC)和增长率两个参数的估计最为关键,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中国的股票市场不仅历史很短、数据不完备,而且,股票收益还低于债券收益,这对中国资本市场合适的WACC估计构成极大挑战,其中的关键是对中国资本市场上股权风险溢价以及市场风险——贝塔值的估计。首先,在缺乏历史市场数据的的情况下,国家相对风险调整法是估算中国市场股权风险溢价的新的思路。为此,在考察美国等成熟市场上股权风险溢价的基础上,通过计算中国国家风险补偿额,最终得到中国市场的股权风险溢价水平,结果表明,中国市场的股票风险溢价水平基本接近新加坡和日本的水平,约为9.44%。其次,贝塔值是一个典型的回归系数,除了历史收益直接回归估计贝塔值外,还有诸如构建贝塔法、组合贝塔法、截面回归贝塔法以及多变量回归贝塔法等多种方法。在估算中国股票市场贝塔值的过程中,以直接回归方法为基础,利用一些代替性方法,如组合(行业)贝塔法、多变量回归法等可以得到当前中国股票市场贝塔值的合适估计。公司在稳定增长阶段的永续增长率是WACC估计中另一个异常敏感的参数。一般地,可以假定公司的永续增长率稍大于整个宏观经济GDP或所在行业的增长率,显然,这种方法过于粗糙,因为公司的永续增长率除了受宏观经济或行业增长的影响外,更多受公司的内因影响,包括财务杠杆和资本成本。为此,可从永续增长阶段的WACC的传统公式推导出影响公司增长率的因素,通过这些影响因素的分析,确定最终公司在稳定增长阶段的永续增长率,结果显示,中国公司在稳定增长阶段的永续增长率的取值范围为3%-5%。
运用三阶段FCFF模型及相关参数的估计结果,对中国股市实行询价制度以来的14家公司股票IPO定价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所采用的加权资本成本(WACC)和永续增长率两个参数的估计,对估算中国公司内在价值以及公司股票IPO的定价具有比较强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