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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课题研究现状 史学界对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发端应该是比较早的，但涉及到胡服的专著应该不是很多。近现代胡服研究领域有以下这些著作比较受学界关注:王国维《观堂集林·胡服考》和《胡服续考》以及著名学者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1年）是服饰史研究的早期作品。近年，李仁溥的《中国古代纺织史稿》（岳麓书社，1983年），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周汛、高春明合著的《中国历代服饰》（学林出版社，1984年）、《中国历代妇女妆饰》（三联书店<香港>、学林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中国古代服饰大观》（重庆出版社，1995年），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1993年），以及黄能馥、陈娟娟合著的《中国服饰史》（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段文杰的《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敦煌民俗研究》1，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和《外来文化对魏晋隋唐服饰民俗的影响》（《民俗研究》1997年），白文花的《胡服与唐代服饰的关系》（《北方美术》1999年），吕一飞的《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魏晋北朝北方少数民族社会风俗及其对隋唐的影响》（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这些都是从各个角度对中国古代服饰（或部分服饰）的起源，及其发展历程，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这些论著内容涵盖服饰制度、服饰款式、服饰面料、服饰纹样等。他们一般都附有大量图片，分类详细、图文并茂;这其中不乏杰出之作，它们广泛征引考古发掘资料、正史、笔记、稗钞、游记、传世绘画等材料，具有出土文物与史料相结合的特点。 但是，专门针对北朝隋唐时期胡汉服饰互动问题的系统论述似乎并不多见，本文正是站在史学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之上，结合新的考古新发现，对这一时期胡汉服饰的互动与交融问题做一些创造性地探索。 二、本课题研究视角与基本方法 20世纪，中国史学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它打破了传统的狭隘的“政治史”的研究框架，在更加广泛的领域中汲取养分，对历史学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进行更新。通过相关学科理论、对象、方法的移植、融汇，在宏观、微观历史研究上，强化理论力度，开展跨学科研究。展示了新时代史学研究者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本文也是基于这些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进行中国古代服装史方向的探索。 （一）运用系统论方法 概括起来说，就是运用系统论的方法进行较为科学、客观的重建古史的工作。在这个进程中，顾颉刚等的《古史辨》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遏制、扭转了中国学人厚古薄今的不良风气，揭开了史学研究的新篇章[顾颉刚等:《古史辨》（第一至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本]。在服装史学方向，沈从文先生是这种思想的积极实践者。由于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便利条件，他深入研究各种文物，通过文献与实物的相互印证，对古代服装史进行了合理的修正。同时，他的这种尝试也为中国古代服装史的研究提供了实践方法的指导。 （二）通过对历史文物的归类进行类别间比较性研究 当代中国古代服装的研究不应是历代服装的再复述，而是应该结合新的史学和考古材料，利用新方法，对中国古代服装进行比较性研究。通过研究展示古代服装的演进及其隐藏的问题。 首先要引进比较的方法。在《考古学之新方法》一文中指出“假如有人问我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因为“史料是不同的，有来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价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样的不同。比较方法的使用，每每是‘因时制宜’的，处理每一历史的时间，每每取之特别的手段，这手段在宗旨上诚然不过是比较，在迎合事体上都是甲不能转到乙，乙不能转到丙，丙不能转到丁……”。从这里可以发现，“比较”是他最为看好的途径。其二是，以史料学作为历史研究的坚实基础。在他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的主要观点，正是引入了德国的“史学旨趣”思想。文中，他认为:“史的观念之进步，在由主观的伦理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他坚信必须剔除历史文献附带的道德观念，才能使“赤裸裸的史料”显示客观的历史。所以，他认为:“断断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放进去……既不可以从传统的权威，也不可以随遗传的好尚。”有人说，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就是中国的传统考据学理论与西方现代实证主义有机结合的产物。 前辈所做的探讨已经为当代史学学人在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作了方法论方面的启迪，同时也将对本文的研究方法起到指导作用。 三、本课题研究的意义 本文将研究方向界定在中国古代服装的胡汉源流方面，属于“民族、人民、国家”论题（1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三大课题之一）范畴，也是我国民族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纵观现当代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可以发现全球化时代各民族的命运和价值问题逐渐凸现。这引发了人们对本民族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关注，并导致史学界对世界各民族文明问题的深入探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和发展的国际报告》指出:有必要探索和阐明文化发展的某些关键性问题，研究文化因素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发展道路中的作用，逐步形成一种适应全球化背景的、以人为中心、重视文化发展的战略。法国知名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变革虽然并不决定文明的存在与消亡，但文明却隐隐的对这些变革施加强有力的影响。“谁想认识和影响当今的世界，它就必须花点力气在世界地图上辨认现有的各种文明，确定它们的界限、中心和边缘，弄清每个文明中各地区的区划和气氛，以及那里的一般生活方式和特殊生活方式，否则那将会出现多少差错和灾难”[《文明史纲》作者:费尔南·布罗代尔，译者:肖昶冯棠张文英王明毅，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 2000年8月13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的世界历史学大会的三大主题之一，即是“历史的用途与历史学家在历史中的地位”，同时，进一步强调史学工作在近代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通观18、19两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注的问题，主要涉及民族、国家、宗教、移民、人口、家庭、环境以及史学家的社会责任等，而此类研究领域大多与现实社会有直接的关系，许多课题都隐含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在中国史方面，西方发出的不同声音，主要集中在论证中国古代文明和文化的单一性、非原生性方面。对于这种情况，如果不从史学等各个角度及时澄清事实，任其将中国的传统农耕文明与中国传统疆域的民族性、农耕民族国家信仰的构成等问题结合起来，形成对中国文化渊源多元史实的否定以及中国古代疆域由多民族开发的质疑，其对民族自尊心的根基和国家安定团结局面的破坏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已经不能作为衡量国家整体实力的主要标准，综合实力较量是明日世界竞争的焦点。在这种新的国际环境下，国家加大了对民族问题、民族历史研究的力度。国家已将民族问题、西部与中原关系问题列为国家九五、十五期间历史学科的重点课题[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2000年12月文件，瞿林东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的委托，负责起草的高等学校历史学科“十五”研究规划及课题指南（草案）工作]，经过史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远远不够。 陈寅恪先生对于唐史研究所做的论述应该对于本文的研究同样具有指导意义:“首先应将唐史看作与近百年史同等重要的课题来研究。盖中国之内政与社会受外力影响之巨，近百年来尤为显著，是尽人皆知的，但对于唐史，则一般皆以为与外族无关，固大谬不然。固唐代与外国、外族之交接最为频繁，不仅限于武力之征伐与宗教之传播，唐代内政亦受外民族之决定性的影响。故须以现代国际观念来看待唐史，此为空间的观念。”（石泉、李涵:陈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这一观点想必也适用于北朝、隋史的研究。 近年，我国史学工作者正是“以现代国际观念”为指导，在古代民族史方面确实做出了一些成绩。特别是在胡汉文化互动方面的研究更是成效显著。在古代中亚与中原的文化互动与交融方面，姜伯勤、林吾殊、荣新江、齐东方、林梅村诸先生进行的研究，成果斐然;并将北朝隋唐时期胡汉文化的互动与交融再次推向中国史学研究的最前沿。 本文根据国际、国内史学发展的新动向，将议题定位于中国北朝、隋、初唐时期的胡汉服饰互动与交融这一比较前沿的领域。论题力求在史学前辈的研究基础之上，结合考古资料，从服装史的角度肯定中国北朝、隋、初唐文明的非一元构成，意在阐述中国古代服饰文化非一元的观点。 四、本文创新之处 本文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1、首先，提出并论证隋、初唐的公服、常服样式的近源主要为北齐，根源主要为波斯、粟特的观点; 2、其次，提出并论证北朝、隋、初唐服饰制度化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各政权将胡服纳入礼制方面; 3、提出并论证北朝服饰产生的三种因素为:鲜卑族服饰、西胡服饰和魏晋服饰; 4、提出并论证北朝、隋、初唐时期逐步确立起来的服饰样式成为以后中原汉族王朝服饰的基础。 笔者认为，本文针对北朝、隋、初唐时期胡汉服饰的互动与交融问题所作的探讨应该会对这一时期服饰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同时笔者也相信，文章中一定还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希望日后有机会得到读者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