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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中国文艺理论界处于主流话语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论及中国现代文论概念体系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讨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简称“中马”文论)概念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发源于二十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简称“苏马”文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为政治原因选择苏联作为学习榜样的中国,同时也就选择了他们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科学的指导思想,置身于革命时代洪流的文艺理论自然也不可能独立于时代之外,于是我们的文艺理论也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我们的学习对象。因此,中国现代文论概念与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渊源也就不言了,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便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语境下诞生的,其产生初期的政治色彩可想而知。本文立足于我国各个时期的时代语境,结合苏联和我国同一时期文艺理论的发展状况,简略地对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源自苏联的一些核心范畴在中国的发展作了一个回顾与探究。对历史的回顾与总结,总能让人收获颇丰。笔者发现,在四五十年代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其实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雏形;从普列汉诺夫文艺观中所提取出的“社会关系说”及其关于艺术特质的“形象反映论”,对当今的文学创作中所出现的一些闭门造车、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等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现象具有很强而且很及时的指导意义;毕达可夫对“文学人民性”的强调对当下社会精英主义文化本位观则是一个有力的矫正,是我们今天所不应摒弃的概念;对“意识形态”概念在文艺理论界的历史溯源,使笔者对当下关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争执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文学具有真实性、倾向性、客观性、审美性、意识形态性、阶级性、人民性、实用性等等属性,而这些属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偏重;“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错误使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统治中国文艺理论界一二十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最终走向末路,这使我们相信任何事情过犹不及,其教训是我们当今进行文艺理论研究时所应吸取的;批判现实主义虽然似乎已是一个历史概念,但其批判精神在我们这个物欲横流的商业时代却显得尤其重要;在此过程中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重新回顾与审视也有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全面地正确地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论这样一个颇具有张力的话语体系。在厘清概念与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笔者将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的时代性引入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以期解决其较为空泛而脱离当今时代文学发展实际而造成的理论发展瓶颈。这一系列的探讨与尝试,目的在于厘清中国现代文论概念体系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并站在历史的角度,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重拾昔日理论值得肯定之处,摒弃昔日体系发展过程中的极端化倾向,坚定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的包容性特色和实践性品质,使其随时代发展而发展,随文学现象的更新而更新,不断地根据时代现实寻求理论的生长点,充实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内容,从而满足时代所需,以期更好指导文学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