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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乡村在工业化进程中巨大的非对称性,使得两大社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在制度松动和政策开闸之后,新生代农民工继续第一代农民工流动模式,携乡土文化步入城市,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较第一代农民工,身份焦虑更加明显。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步入城市后,经历了文化四维层面的适应,即城市公共规则、日常仪式、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新生代群体在面对城市公共规则时必须面对公共规则所涵括的诸多方面,其中包括日常生活规则、制度性规则和规范性规则等；由神圣仪式转化而来的日常仪式,是新生代群体日常生活必须经历的,日常工作仪式、日常消费仪式、日常休闲仪式和日常情感仪式构成他们日常仪式的主体部分,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功能；新生代群体的价值观念则涵括了市场观念、性观念、生育观念和知识观,知识观在某种程度上型塑着其他几种价值观念；新生代群体的生活方式涵盖了居住生活方式、消费生活方式和闲暇生活方式。
本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四面向的文化并不能完全满足系统形成须具备的全部条件,所以,以文化适应构架来综括他们文化适应的内在逻辑和循环路径,虽然系统生成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各要素业已获取,某些要素能够完成一次自循环,与外部文化能形成某种转化,但是,所有这些只是单一面向,而非多维和全面的,文化适应构架恰能概括他们文化适应的现状和内在逻辑,文化适应构架是文化适应系统的雏期,它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适应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凝炼。
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能形成文化适应构架,是因为他们在三维社会空间中形成了以交往为纽带的文化适应支持系统,其一,乡土的回忆,这是对乡村社会生活场景的眷恋；其二,流动群体基于日常交往而建构的社会文化空间；其三,城市文化吸引。交往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要素,与文化系统内部的其他各项要素关联性非常密切,尤其是业缘的强化和大地缘圈的建构,使是交往去内卷化倾向逐步加强,而这种密切的关联性对于文化去内卷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质言之,新生代农民工打破了人与土地生息萦绕的轮回情结,第一代农民工之所以不能发生文化自觉,形成自身文化,其原因就是以人和土地的直接联系为基础建立了一整套规则。他们步入城市后,仍然跨越空间阻挠,复制和移植了这种乡村规则和文化理念,与市民过着一种非同化共存的生活。而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文化场域之后,通过文化适应层面的层层努力,实践中不断反省和试错,获取并内化了城市的文化符号,并进而形成了某些惯习,再通过去内卷化交往,形成了文化适应的构架,虽然向文化适应系统过渡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障碍,但是,毕竟打通了文化某些层面的障碍,贯通了四种类型的文化,从而使得文化亦有去内卷化趋向,逐步形成文化自觉意识,并形成农民工文化。农民工文化的出现,也就意味着农民工作为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的纽带发挥效力,最终使城市社区与乡村社区朝向融合方向迈进。但是,由于城乡户籍制度的延续和传统乡村文化支柱的存在,“半同化共存”成为他们与市民共存的生活形态,农民工文化与半同化共存构成一对互依性概念。这便突破了西方学界一直强调的两类移民生存模式即同化共存和非同化共存,半同化共存成为中国语境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方式,这也契合了华裔学者阎云翔教授研究中国问题的一贯思维即“应该尽量避免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