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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院庶吉士制度是清代重要的选拔人才、培养人才的制度，对清代政治、文化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主要运用历史考证的方法，结合统计等方法，对清代翰林院庶吉士制度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和阐述，并对庶吉士制度作出合理的评价。 庶吉士制度创立于明代，清承明制，并对庶吉士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明代由内阁会同吏部、礼部选拔庶吉士，报皇帝认可。清初由内院会同吏部、礼部选拔部分进士，加以考试，然后皇帝从中钦点庶吉士。雍正年间对选拔办法进行改革，主要是创立朝考制度。每位进士要参加朝考，不仅二甲、三甲进士要参加朝考，一甲进士也要参加朝考。皇帝主要根据朝考的等第名次来选拔庶吉士。实行朝考制度前，三甲进士入选的庶吉士占半数以上，而实行朝考制度之后，二甲进士入选的人数超过半数，甚至占绝大部分。这反映推行朝考制度以来，在馆选中，更重视进士的文词和书法。 朝考制度的确立，正式否决了内阁在馆选上的初选权，即不再需要内阁会同吏、礼二部选拔部分进士加以考试筛选。不仅否决了内阁的初选权，而且进一步剥夺大臣在馆选时的保举权。雍正年间，大臣的保举在馆选时起有较大作用。入选者一般需大臣保举，没有保举而入选庶吉士被视为“异数”。乾隆年间先后停止大臣的保举权、拣选权，完全由皇帝一人钦定。 通过对馆选办法的考察，可以发现，皇帝逐渐把选拔权控制在一己之手。这反映君主专制得到进一步发展。 明代不是每科都选拔庶吉士，每次选拔二三十人，甚至不到十人。从永乐至崇祯的56科馆选，取中1322名庶吉士，平均每科取中庶吉士23.6人。按这56科进士总数16138人来算，平均12名进士取中1名庶吉士。如按明代进士总人数24599人来算，18名进士取中1名庶吉士。清代不仅每科选拔庶吉士，而且一般选拔人数较多。清代共开科112科，取中进士26849人，庶吉士5716（或5717人），平均每科51名庶吉士，平均4.7名进士就取中一名庶吉士。可见，明代庶吉士的规模相对比较小，而清代取中庶吉士的比例高，规模大。由于明代庶吉士规模小，出仕优越，庶吉士就有“储相”之称，而清代由于庶吉士规模庞大，升迁较难，庶吉士就没有“储相”之称。 馆选一般既照顾各省均有庶吉士，又要选拔文词优异者为庶吉士。相对来说，江南士子更擅长文词，因此，江南士子入选庶吉士的人数就较多，仅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省的庶吉士占总数的37％。 清代加强对庶吉士的管理和培养。明代和清初，没有培养庶吉士的专门场所，是在翰林院培养庶吉士。雍正年间，设立培养庶吉士的专门场所——庶常馆。清朝不仅委派大教习，也分派小教习，并时常对庶吉士考课。清初对庶吉士的考课有“馆试”和“院试（阁试）”两类;清中后期就没有“馆试”、“阁试”之名，而只有“大课”、“小课”之名。由大教习定期对庶吉士“大课”就相当于以前的“馆试”。“小课”则可能是由小教习负责的考课。庶吉士不再赴内阁考试。 清代庶吉士分派学习清书、汉书。这是清代培养庶吉士的一大特色。顺治、康熙年间习清书的人数一般要多于习汉书的，甚至数科庶吉士全部习清书。随着满洲的不断汉化，习清书的人数不断减少，因此，到了道光年间，停止分派庶吉士习清书。 清代庶吉士中还有一特殊部分。雍正年间创设翻译科，对象是八旗士子。道光年间开始从翻译进士中选拔庶吉士，加强八旗士子在翰林中的地位。由于仅选拔了43名翻译庶吉士，因此，难以改变八旗士子在翰林院的弱势地位。 庶吉士虽非官职，但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官员的待遇。在人们的心目中，庶吉士已是官员身份。在清初，庶吉士有俸禄，至少在雍正之后，庶吉士应没有了俸禄，但给予一定廪饩和其它补贴。 庶吉士培养的时间一般是三年，遇恩科则提前散馆。选拔、培养庶吉士的目的主要是为翰林院输送人才，因此，庶吉士散馆的主要去向是留在翰林院。有清一代多达60％的庶吉士授职翰林官。留馆者，二甲进士授编修，三甲进士授检讨。出馆者为科道、部属、知县等官。 庶吉士制度是适应清代的政治制度的选拔人才、培养人才的制度。推行这一制度为清朝选拔、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清代比较有影响的大学士大多出身于庶吉士，如张廷玉、尹继善、陈宏谋、曾国藩、李鸿章等。各部院尚书由庶吉士出身的也占有较大比例。 受政治体制的限制，庶吉士的出路较窄。留在翰林院者，在清前期升迁较快，但清后期，由于翰林人数培增，翰林官壅滞，仕途难以疏通，导致人才浪费。这是体制的问题决定的。 庶吉士制度从选拔到培养、散馆都存在问题。由于殿试、朝考过于重视书法，因此，所选庶吉士不一定是文词优异者，一些擅长文词者，因书法不佳而不能入选庶吉士。在培养上以诗赋为主，在任用上以诗赋考试优等者留馆。通过此途培养出来的官员缺乏处理政务的能力。 尽管庶吉士制度存在或这或那的弊端，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推行这一制度，确实为清王朝选拔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高级文职官员。庶吉士制度也为当今选拔、任用干部的制度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