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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转型期以来,中国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转型期中国城市变迁的相关话题引起了中西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的独特兴趣,然而,这些研究热衷于转型期制度变迁所带来的社会、文化、空间变革,而忽视了对空间本身以及空间变化的关注。本文聚焦于转型期中国城市中的社区为研究对象,因为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组成单元,它形成城市空间转型和社会变迁在基层的空间投射;并且,社区也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决定着市民的生活品质。因而,社区形态将成为理解中国城市形态转变的一把钥匙,这对丰富中国特色的城市形态理论和城市规划实践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采取全球的视角与比较的范式切入,通过个案分析和比较方法描述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形态转变,分析随着社区形态转变而带来的居民生活模式和生活品质的变化。首先,采取全球视角,与同样经历转型期的中东欧国家城市进行对比,在考察那些经济“休克式”转型社区面临的衰败等挑战的同时,可以突出中国城市社区在转型期的特殊变化。同时,借鉴来自北美的新城市主义运动和精明增长理念以及对良好城市形态的追求,探讨这些旨在提升人们生活品质的新社区形态与中国转型期社区演变的内在关联。
在研究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形态演变的眼力选择时,本文关注改革开放前在中国城市中占主导地位的前两类社区——传统街坊社区和单位社区在转型期发生的社区形态转变。在传统街坊社区中,由于无法获得历史数据,选取同一地域单元中截取不同空间断面的方式进行对比,选取同在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内部的三个具有不同形态的社区。研究发现,虽然采取“修旧如旧”或者“大规模铲除”的更新途径来营造“新四合院”或者现代住宅楼小区,可能会改善社区的物质环境形态,然而社区的社会环境形态和居民活动感知形态反而会随着更新策略的实施而下降。具体来看,现代式多高层住宅社区虽然有着较好的社区物质环境形态,社会环境形态以及居民活动感知形态却表现稍差;而更新后大体保持传统风貌的社区,不仅社会环境形态以及居民活动感知形态与未更新的社区相比不具有优势,其社区物质环境形态——也因门禁化、末端路的大量使用以及功能单一而下降。
在单位社区横跨计划经济时期和社会主义转型期的时间对比中,选取了北京丰台区同仁堂社区的案例,通过四个时期的社区形态发现,展示了单位社区在经济转型期中的空间演化——从以生产功能为核心、封闭、自给自足的传统单位社区,向多功能复合、开放、富有生机活力的新单位社区演化的过程。具体来看,单位社区中围墙上增开的大门提高了可接近性和通达性,通过活跃的边界“单位禁地”逐渐向公共开放;土地功能由仓储工业主导逐渐变为生产-生活多功能复合,并且分区严整的用地斑块也逐渐呈现出混合趋势;服务体系分化为生产、生活两类,生活服务设施的服务对象扩展到单位外部居民、并由集中成片的中心布局模式转为分散到沿街、沿边界的周边布局模式,同时高等级文娱休闲设施的发育提高了社区生活品质。
本文研究的兴趣不仅局限于关注中国城市社区形态的变化,也在于通过关注社区尺度的物质空间改善实践增进居民健康活动和交往提升生活品质和社会的多元融合。从而使中国在城市规划领域关于“形态革命”浪潮中,以更健康和可持续的方式增长。虽然传统街坊社区和单位社区的社区特征和社区再生路径不尽相同——前者体现了规划引导、多元合作下的通过社区再生规划运作而实现社区再生的过程,后者体现了市场机制作用下,没有整体的社区规划而依靠市场调节的力量而实现社区再生的过程——它们的变化趋势却存在着相通之处——即使将社区的物质环境形态改善了,也不意味着一定就带来良好的社区社会环境形态,以及一定让社区居民具有更健康的活动和更高的社区满意度。
延续这些对于社区形态演变的分析,并将这些分析结果应用于实践。在传统街坊社区的再生实践案例中,探讨了地方政府、社区居民、地方企业与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合作下,以和谐的社会环境和宜居的居民感受等目标出发,实现良好物质、社会和感知社区形态的社区再生途径。通过建立“三层次一九阶段”合作过程模型,明确社区主体在各阶段的任务和参与对话方式,突出多元参与、规划影响预评估、利益补偿等具体手段在社区再生规划过程中的运用。
本文的结论说明,同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社区形态,与中东欧国家和北美社区的变化趋势相比有着特殊的演变轨迹,并不像西方学者预测的那样出现不可避免的衰败。本文启示和借鉴意义在于,对于仍处于快速转型期中的城市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可以将关注点转移到社区层面那些更细致、更深入、更体现人文关怀的环节上,通过调动社区的自生能力来促进社区形态进行良性的改变,从而实现可持续的社区再生。同时,探讨中国转型期背景下的良好社区形态,有助于规划者和决策者制定有效的社区规划政策,营造二十一世纪宜居、健康、可持续的中国城市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