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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是人类思维和行动的支点。自笛卡尔始，确定性不得不成为一个与主体相关的概念。古希腊哲学对存在的确定与不确定的争论在笛卡尔这里分野成为形而上学的确定性和伦常的不确定性，人类只要想在思维上做出诚实的判断，就必须通过反躬内省，必须也只能通过认识论意义上的确定性才能使得思维和行动得以理解和可能。思维本身的逻辑自毁力是哲学上的宿敌和劲旅——怀疑论生生不息的源泉。笛卡尔破解怀疑论的方式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古代怀疑论者对感知、疯、梦的怀疑假设拓展到最极端的恶魔假设:当认知印象在错觉、疯、梦假设下变得难以分辨、不可确定时，在恶魔论证中却因为所有认知印象都成为骗局，反而使直观到统一的来源和确定的本质——“我思”成为可能。“我思”作为怀疑剩余物X，本身蕴涵了一切无可怀疑、正在发生的思维活动，而“我”则是对这一怀疑剩余物X的命名:我思即是我。流变而不确定的思维活动之所以能够被命名为一个统一的“我”是来自思维本身的存在需要:只要“我思”存在，就必须具有确定性，而确定性促成对“我”的命名，“我”因命名而产生，“我”因“我思”而存在。但作为“我思”基础的直观本身的确定性不仅也会遭到恶魔论证的侵害，还会在记忆问题上产生不确定性。笛卡尔诉诸上帝观念保证记忆问题，并没有陷入循环论证，只是没能在此意义上证明上帝存在。但如果上帝不存在，恶魔论证也不能成立;而记忆问题此时在更深的层面上转化为确定性问题，因而记忆问题所需要的上帝保证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数学式确定性的上帝观念。在对笛卡尔确定性寻求的进一步反思中，我们发现不可怀疑性、不可错性、高度证实性、可验性这些考量确定性的指标都被证明是理所应当而又问题重重。在给定系统中获得思维上的绝对确定性却必然要依赖系统外的给定确定性，无论是数学还是上帝，其确定性不是来自其发生作用的系统本身。它是我们世界的中心，却不在我们的世界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