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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不仅事关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也深刻影响到全球的经济发展。从2018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开始到2019年12月中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持续了近两年时间，全球媒体进行了广泛的报道，成为近两年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
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中美贸易战”为研究对象，以《经济学人》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从2018年3月24日到2019年6月15日《经济学人》的报道。运用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以框架理论为依据，结合台湾学者臧国仁提出的高层次框架、中层次框架和低层次框架结构分析，分别从整体和具体阶段两方面分析了《经济学人》对“中美贸易战”的报道，以此致力于解决《经济学人》在报道“中美贸易战”时构建了什么样的报道框架、是如何构建报道框架的等问题。
研究发现，《经济学人》在报道“中美贸易战”时呈现出中国在“贸易战”中相对被动的局面，构建了中国政府“被迫迎战”，“激烈对抗”，“被迫休战”，“态度多变”的框架结构。基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报纸立场，《经济学人》对中国政府关于知识产权问题、“中国制造2025”、不透明的贸易政策以及对政府经济、金融改革表达了不满，因此对美国政府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采取的制裁措施表示了支持。与此同时，也指出特朗普政府不顾现有国际贸易规则和秩序，破坏自由贸易环境，不承担大国责任，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损害。《经济学人》坚持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的规则约束下解决中美贸易争端。
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中美贸易战”为研究对象，以《经济学人》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从2018年3月24日到2019年6月15日《经济学人》的报道。运用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以框架理论为依据，结合台湾学者臧国仁提出的高层次框架、中层次框架和低层次框架结构分析，分别从整体和具体阶段两方面分析了《经济学人》对“中美贸易战”的报道，以此致力于解决《经济学人》在报道“中美贸易战”时构建了什么样的报道框架、是如何构建报道框架的等问题。
研究发现，《经济学人》在报道“中美贸易战”时呈现出中国在“贸易战”中相对被动的局面，构建了中国政府“被迫迎战”，“激烈对抗”，“被迫休战”，“态度多变”的框架结构。基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报纸立场，《经济学人》对中国政府关于知识产权问题、“中国制造2025”、不透明的贸易政策以及对政府经济、金融改革表达了不满，因此对美国政府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采取的制裁措施表示了支持。与此同时，也指出特朗普政府不顾现有国际贸易规则和秩序，破坏自由贸易环境，不承担大国责任，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损害。《经济学人》坚持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的规则约束下解决中美贸易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