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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可以说，对于应该在体制之内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中国的政治学者们已经有了共识。但是通过什么样的理想途径发展民主政治，把什么作为体制内民主政治发展的突破口，不仅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学者们莫衷一是，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所强调的发展路径也有所不同。学术界的声音从20世纪80年代强调威权政治，到90年代初对草根民主的重视，又发展到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对党内民主的呼吁，新近又开始把协商民主作为研讨的热点。然而，诚如浦兴祖教授所言：中国政治发展确实成果不少，但是成果不大。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本文试图从政策议程设置的视角，以1954——1966年中国政治的大变迁为研究对象，通过探求发生政治大变迁的缘由，以期寻求中国民主政治有效发展的现实道路。
本文采用历史分析、制度分析、文献分析、经验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以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政策分析模型和马克·沃伦等人的民主与信任之间关系的研究为理论工具，把中国共产党、非党民主人士和新闻媒体等作为影响五六十年代中国政策议程设置的主体，通过对1954——1966年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变迁的具体过程的深入研究，勾勒了这十二年间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变迁轨迹——从建国初的“一主多元”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发展到1957年“反右”运动后的“中共一党”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继而发展到1959年“反右倾”运动后的“领袖一人”政策议程设置模式，从而展现了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真正意义上的参与者越来越少，以致建国初的民主气氛到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时候已经荡然无存的历史景象。
通过对1954——1966年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嬗变的历史演进的分析，本文认为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两次嬗变是当代中国五六十年代政治大变迁的主要表现，而这两次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发生嬗变的直接原因在于被认为突破了政策议程设置的刚性约束——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深层原因则潜藏于最高领袖权力承继模式的非制度化。
最后，本文在余论中阐明：新世纪，随着最高领袖权力承继模式的逐步制度化以及政策议程设置主体的日益多元化，使得多元化主体参与政策议程设置不仅具备了制度保证，而且也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造就了一条现实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