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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为了增强国防实力，励精图治，同时回应社会上不断高涨的民主呼声，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了政权的有限度开放，吸收了一批非国民党籍的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加入政府，近代史上一度出现专家从政的大潮。资源委员会则是这一时期专家参政最为显著的组织。资源委员会在大陆存在的十六年里，其发展非常令人瞩目。从一开始的军事、矿产等国防资源的调查统计组织，逐渐发展为一个专门经营、管理重工业的大型行政组织。它的职工人数也从最初的31名，发展为拥有数百家大中型企业、近30万名员工的庞大机构。中国近代石油、金属矿开采和冶炼、钢铁、电力、煤、机械等行业中绝大部分的企业都在它的掌握之中，这种速度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它奠定了中国重工业建设的基本框架，也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必须的物质基础。
近几年研究资源委员会的文章数量已是非常的多，但是目前的研究多是从经济学、史学的角度入手，尚没有从行政管理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的理论著作。本文认为，作为一个国家设立的计划经济管理机构，资源委员会首先是一个行政管理组织，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行政中枢机构，资源委员会所取得的成绩与专家们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是分不开的。资源委员会的专家参与了包括币制改革、外交谈判、教育、司法、经济建设等国民政府多方面的行政管理工作，他们的专业主义和科学理性精神不可避免地对国民政府的运作会产生重要影响。这正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所在。
本文指出，在政府人员的构成方面，大量的专家加入国民政府意味着政府机构中技术官僚的出现，国民政府中军人充斥的局面被改变，分赃政治到专家政治的转变促进了行政管理的专业化；从国民政府的经济职能看，资源委员会的计划原则从一而终地左右了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专家参政也促成了国民政府决策模式从长官意志型到专业型决策的转型，使国民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决策质量都得到提高；从组织权威角度，本文辨析了资源委员会中两种权威的矛盾与互补关系——法理型权威和个人魅力型权威；最后，本文借用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框架，分析了专家参政对国民政府惯习的影响。
通过对资源委员会案例的分析研究，本文提出以下新的见解：首先，专家参政对国民政府的人员构成，决策转型产生了全面的影响，促进了国民政府行政管理的科学化和专业化，加快了中国向现代民主国家的转型；其次，通过对资源委员会的权威分析，说明了法理型组织中，技术官僚的“祛魅”与“造魅”之间既矛盾又互补的关系，弥补了韦伯官僚组织“非人格化”的理论缺陷；第三，系统管理学派的代表人卡斯特和罗森茨威克认为，组织的演变趋势是从稳定机械型到适应有机型结构的发展过程，资源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变化证明了这一理论具有合理性，但是组织结构转变的顺序是可逆的，弥补了这一理论的不足。
最后通过论证，本文得出结论：专家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是走向民主政治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