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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透明是资本市场有效运作的基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资源配置的效率，进而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市场经济与政府管治并存的现代社会中，会计报告过程不但广受市场力量的深刻塑造，亦无可避免受到政治过程中政治因素的重要影响。本文选取了2003-2012年间上市时实际控制人为个人或家族的民营企业，按照产权初始形成方式的差异，划分为国有转制型与白手起家的创业型民营企业，基于政治成本假说的理论视角，研究了民营企业产权初始形成方式的不同对于会计信息质量有何种影响。 相比于创业型民营企业，国有转制型民营企业在获得国有企业产权的过程中，由于产权转移机制不透明，会持续受到公众的关注与质疑，进而面临着更高的政治成本（当局的严苛管制甚至追溯“原罪”），因此有动机降低信息透明度。实证检验发现，与创业型民营企业相比，国有转制型民营企业的会计盈余信息含量显著较低。进一步引入制度环境因素后，本文发现国有转制型民营企业与创业型民营企会计信息质量的差异更多出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 在进一步检验中，为了证明公众关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成本（体现为来自当局更为严厉的监管）是导致国有转制型民营企业与创业型民营企业之间会计信息质量差异的主要因素，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首先，为证明两类企业受到公众关注程度上的差异，本文通过比较媒体跟踪报道数量，发现国有转制型民营企业受到了更多的媒体关注。其次，通过研究“郎顾之争”事件的市场反应，发现国有转制型民营企业在顾雏军被捕的事件窗口内市场反应显著向下，而创业型民营企业市场反应并不明显，表明在公众负面关注之下，国有转制型民营企业承担着更高的政治成本。第三，若企业产权获得途径的差异，是导致企业上市后面临更高政治成本的因素，并且在实证上观察到民营企业在面对公众关注突然上升时会计信息质量的差异的确与这些因素的变动相关，那么产权形成方式影响企业政治成本这一逻辑链条将更为坚实和可靠。为此，本文通过研究民营企业首次登上“胡润百富榜”前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变化情况，发现国有转制型民营企业相较于创业型民营企业在上榜后，会计信息质量显著下降，并且进行了向下的盈余管理。最后，本文研究了国有资产法颁布事件，发现国有转制型民营企业相比于创业型民营企业，在法律颁布之后，会计信息质量出现了显著下降。上述发现符合产权获得方式差异使得企业面临政治成本不同，进而导致会计信息质量差异的理论预期。 本文对上述发现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首先，本文对各种可能的替代解释加以考虑，包括政治关系效应、企业政策性负担效应、以及国有股权效应，结果并未改变。其次，本文分别剔除了亏损公司以及新准则的可能影响，结果仍保持一致。最后，采用政府寻租动机指数替代市场化指数进行分组回归、改变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极端值缩尾处理等测试后，结果基本不变。这些结果表明本文发现的产权初始形成方式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证据较为稳健。 在拓展性分析中，本文发现，长期来看，国有转制型民营企业相比于创业型民营企业的特质信息披露更少，表现为股价同步性更高，并进行了更多向下的盈余管理。其次，通过研究与财务报告直接相关的审计事务所特征，本文发现，国有转制型民营企业更有动机聘用小所为上市公司进行审计，这与本文发现的政治压力下企业有动机降低会计信息质量的结论一致。最后，本文通过研究这一过程的经济后果，发现国有转制型民营企业相比于创业型民营企业，无论从会计业绩(ROA、ROE)还是成长性上(Tobin Q)均表现更差。 本文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首先，本文的研究扩展了以往对于Watts和Zimmerman(1978，1986)文献中有关会计信息与政治成本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丰富了文献对于公众关注如何塑造会计报告过程的认识。西方文献中对于公众关注与政治成本的研究，更多建立在投票选举的制度环境之上(Voter-BasedPolitical Cost Hypothesis)，本文的研究表明在转型经济体中，企业产权初始形成方式的差异所引起的公众关注程度的不同，是导致企业面临更高政治成本的原因，本文的发现可能更切合新兴市场和转型经济体这样的制度环境。其次，与以往只将民营企业视作一个整体来与国有企业进行对比的研究不同，本文根据产权初始形成的方式不同，进一步将民营企业划分为“创业型”和“国有转制型”两大类，并且发现两类企业在信息透明度上的显著差异，使人们深入到民营企业的内部，为以后的民营企业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和重要的参考维度。最后，本文也拓展了现有关于民营企业信息透明度影响因素的研究。